山河破碎时，仍存读书报国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中国108所高校中超过半数被迫内迁，其中大部分落脚川渝。在这片战时的“文化堡垒”中，一批年轻的学子在煤油灯下苦读，在防空洞中研讨，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其中走出了6位“两弹一星”元勋，109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多位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从青春立志到白首攻坚，他的人生轨迹与川渝大地有着深深的羁绊，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用一生践行科学救国的庄严承诺。

邓稼先·1941年摄于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

      1940年5月，战火硝烟弥漫华夏，邓稼先在父亲安排下，自北平辗转上海、香港，绕道越南海防、老街抵达云南昆明，9月入读位于四川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高中三年级。彼时的江津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汇聚了众多文人学者与有志青年。在山河破碎的苦难中，邓稼先目睹家国沦丧的屈辱，深知唯有掌握尖端科学，才能为民族撑起脊梁。在川渝求学的岁月，成为他人生理想的重要起点。

      1958年，学成归国并在核物理领域崭露头角的邓稼先，接到了一项改变一生的使命。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告诉他国家要放 “大炮仗”（研制原子弹），征询他是否愿意参与。他毫不犹豫地应允，当晚他对妻子许鹿希坦言：“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他的名字从公开视野中消失，开启了长达 28 年的隐姓埋名生涯。

位于梓潼“两弹城”内的邓稼先旧居（图源绵阳日报）

      1964年10月16日，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设计方案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按照“邓-于方案”研制的氢弹试验仅用了2年零8个月就取得了成功，研发速度之快，远超同期其他发达国家，当时同类项目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

      1969 年，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邓稼先随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中物院前身）从青海秘密迁入四川绵阳梓潼 “两弹城”，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14年。

绵阳城区人民公园内的邓稼先塑像（图源绵阳日报）

      从江津的青春立志到绵阳的白首攻坚，邓稼先从热血青年到国之脊梁的蜕变，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

袁隆平

      袁隆平（1930—2021），江西德安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这位让中国人“端牢饭碗”的科学巨匠，其科学理想的萌芽与成长，深深扎根在川渝大地的土壤中，从少年时光到求学岁月，这片土地见证了他“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初心萌发与报国誓言。

少年时期的袁隆平

      1939年，年幼的袁隆平随家人迁往重庆，在这里度过了至关重要的少年时代。山城的烟火气、嘉陵江的涛声，成为他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他曾深情回忆：“我大部分求学时间都是在重庆北碚度过，当年畅游嘉陵江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和重庆北碚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

      彼时重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坚韧的民众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袁隆平。看着江边农田里劳作的农民，听着长辈讲述 “饥肠辘辘” 的往事，一颗“让粮食增产”的种子悄然在他心中埋下——自己未来要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贡献力量。

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专注科学研究

（图源重庆日报）

      1949年，19岁的袁隆平考入位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由复旦大学留川力量组建）农学系。北碚的农田与课堂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农学基础，让他坚定了“以农业科学报国”的方向。1952年，相辉学院并入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袁隆平随校继续学习，直至1953年毕业。离开重庆后，他先后在湖南、云南等地从事农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他的科学初心与报国情怀，始终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袁隆平教授在观察两系法杂交晚稻结实情况

新华社记者 殷菊生 摄（图源烟台日报）

      袁隆平在1966年2月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在国际上首次论述了水稻雄性不育在自然界是存在的，并指出其重要科学价值和生产利用前景。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作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报告，标志着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成功。1974年，第一个强优势高产杂交稻组合“南优2号”破土而出；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在中国大面积种植，在生产中比常规稻增产20%......袁隆平用三次关键技术突破与全球推广实践，彻底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格局。

袁隆平在稻田里（图源网络）

      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普惠，袁隆平的人生后半段，用一粒种子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时代之问，更用一生践行了“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的誓言。他留下的不仅是增产的稻谷，更是抵御饥饿的底气与“知识报国”的精神遗产。

朱光亚

      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双院士。这位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的巨匠，其科学人生的起点深深植根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沃土，从物理学兴趣的萌发到学术视野的拓展，再到日后为国家培育科研力量，每一步都镌刻着报国初心。

年轻时期的朱光亚

      朱光亚早年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部求学期间，对物理学萌生浓厚兴趣。1941年，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西南联合大学面向大二学生招收插班生，朱光亚顺利通过考核。就读期间，他师从赵忠尧、饶毓泰、吴大猷等物理学界名家，系统研习了专业知识。

营造学社在重庆老君洞留下第一张合影

      重庆时期的学术氛围，还让朱光亚与中国营造学社结下了特殊渊源。当时营造学社因抗战西迁重庆，社址与西南联大相距不远，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常参与学界交流活动。朱光亚曾在吴大猷先生的引荐下，旁听营造学社的学术讲座，接触到“道器融通”的学术理念——即技术实践与文化思想的深度结合。这种跨学科视野对他影响深远，后来他在核科学研究中强调 “理论与工程结合”“技术与人文并重”，正是这一时期学术启蒙的延续。

黄旭华

      黄旭华（1926-2025），广东海丰人，中国著名船舶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黄旭华于1944年9月进入重庆江津白沙镇的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1945年考入重庆九龙坡校区的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他曾说：“经历了求学的颠沛流离，我有了新的决定，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学航空制造飞机，保卫我们的领空；学造船造军舰，保卫我们的领海！”自1958年接下核潜艇研制重任起，黄旭华以 “隐姓埋名三十年” 的坚守，在 “三无” 困境中缔造出捍卫海疆的国之重器，其功绩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为中国铸就了深海安全屏障，彻底改写了我国海疆防御的战略格局。

青年时期的黄旭华

吴良镛

      吴良镛（1922-），江苏南京人，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双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38年，吴良镛曾就读于合川国立二中，后毕业于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他曾回忆：“当时建筑系的系馆是用毛竹捆绑的，瓦顶，篱笆墙……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感，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

青年时期的吴良镛

      自投身建筑事业起，吴良镛以七十余载深耕，在城镇化浪潮中构建起中国人居环境的 “理论灯塔” 与 “实践样板”，其功绩不仅在于打破城乡建设的认知局限，更在于为亿万人铺就了 “诗意栖居” 的民生之路，被尊为“人居环境科学之父”。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约90%转迁内地，成为存续中华教育的主力。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允许学生跨校选课；沙坪坝、北碚夏坝学者往来频繁，讲座不断，形成了活跃的学术氛围。五大学新修茅草顶的学生宿舍，巴蜀民众让出祠堂、庙宇作为校舍，分享本就紧张的口粮，为教育延续提供了物质保障。

胡焕庸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迎接竺可桢，

摄于1938年4月16日。

照片背后黑色字迹系胡焕庸先生真迹。

左起：胡焕庸（肖堂）、竺可桢、吕炯、程纯枢、涂长望。胡焕庸（肖堂），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吕炯（蕴明），气象研究所代所长；程纯枢（忆凡），气象研究所测候员；涂长望，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华西坝·甘博摄

华西坝·学生宿舍

乐山文庙大成殿曾是武大图书馆

      八十年岁月如白驹过隙，当年在川渝求学的青年学子们留下的科学救国精神依然熠熠生辉。从战时的“坝上”到今日的“双城”，从烽火中的课堂到现代化的实验室，这条科学报国之路，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

他们从苦难中走来，

向科学高峰攀登；

他们在战火中读书，

为中华崛起而学。

这就是中国院士的川渝岁月——

一段璀璨的精神史诗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岁月记忆：国宝西迁与高校入川

      展览时间：2025年9月3日-11月30日

      展览地点：成都博物馆3楼特展厅（3号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