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5日深夜，北平紫禁城周围戒严。一批批板车、汽车悄然驶出天安门，车上装载的是紫禁城最珍贵的宝藏——第一批启运的2118箱故宫文物。此刻开始，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踏上了一场旷日持久、跨越万里的“长征”。

故宫南迁·检视、装运文物

故宫南迁·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

一场力排众议的守护之旅

      日本侵略者铁蹄渐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在紧迫与危难的情况下决定：将文物南迁。消息一出，争议四起。鲁迅写下“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表达深深的忧虑。反对最激烈的是原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他公开演讲、散发传单，甚至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离开北平。然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易培基，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国文老师，以“文物在，文化在”的坚定信念，力排众议，最后确定了国宝的避难南迁方案。

易培基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任期1929〜1933）

兼古物馆馆长

      在易培基院长的坚持和精心规划下，1933年2月至5月，文物分五批秘密运离北平，经郑州、徐州，最终抵达上海，后于1936年12月转存南京朝天宫。但这只是开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蔓延使得存放于南京的文物又一次面临威胁。于是，故宫文物守护者们再次制定了西迁方案，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转移。

故宫南迁·装载文物的木船渡河

征途中的文物守护者们

      转运数量最多的是中路的9331箱文物。1937年底，这批珍宝分两批乘船自南京运抵汉口，再转宜昌。在从重庆向宜宾转运时，年轻的故宫职员朱学侃在检查舱位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重伤身亡，年仅32岁，为护送国宝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航行在三峡湍急江水中的民主轮

      文物辗转抵达乐山安谷乡后，当地乡民腾出“一寺六祠”存放这九千余箱国之重器。北路转运文物中，最具挑战的是10个重达一吨的石鼓。这套文物又称“猎碣”，保留了记述秦王狩猎场景的刻石大篆文字，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在离京启运前表面已布满裂纹。故宫工作者在起运前与北京的老匠人一起想出妙招：先用湿软的绵纸塞进裂缝，再用棉花层层包裹，裱糊绵纸，捆扎麻绳，最后裹上三四层棉被装箱。经过如此精心包装，石鼓虽历经万里颠簸，甚至遭遇翻车事故，依然完好无损，最后妥善安置于峨眉县城外武庙。

石鼓“而师”

曾作西迁北路文物库房的峨眉大佛寺（故宫博物院藏）

存放石鼓的峨眉武庙库房平面图（峨眉山市档案馆藏）

      1934年4月，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北线、中线文物迁成都、乐山、峨眉的选址是他亲自踏勘选定的。在乐山八年，故宫人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安谷乡乡长刘钊被聘为故宫顾问，协助守护国宝。1946年文物东归时，为感谢安谷人民的贡献，国民政府特颁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题写的“功侔鲁壁”木匾，褒奖他们保护民族文化的功绩，堪比孔子后代藏书避焚的“鲁壁”。

马衡

马衡转述集石鼓字六言联（故宫博物院藏）

（马衡集字联为：“护持故宫庶物，来作峨眉寓公”）

1946年4月国民政府颁“功侔鲁壁”匾拓片

文物“长征”照映文化守护精神

      在这场跨越上万里的文物“长征”中，1.9万余箱文物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行经十余省无一遗失，成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明保护奇迹。更令人感动的是，无论是故宫的工作人员还是文物寄存地的乡绅、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要确保文物安全。在贵州华严洞存放期间，当地百姓自发组织巡逻队，日夜守护藏宝洞穴；在四川乐山，村民不仅腾出最好的祠堂存放文物，为随故宫文物迁移到此的工作人员提供生活居住场所，还自发形成了守护文物的规定，共同遵守，确保八年中无一人私自窥探箱中故宫国宝。

贵州华严洞

1944年12月，存贵州安顺华严洞文物箱件装车转运巴县时的装车场景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国宝的“长征”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守护文明薪火的不屈意志。如今，当我们走进博物馆，与这些历经战火又完好无损的瑰宝重逢时，更应记住那段烽火岁月中默默无闻的文物守护者们——他们是故宫工作人员，是沿途和西南各地的百姓，是无数普通却伟大的中国人。他们用责任和信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守护了历经数千年留存下的中华文明的吉光片羽，更让流淌了五千年的文脉汇聚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