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忽如远客行。

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从生与死中得到了关于瞬间与永恒的启示，从而不断寻找着某种方式，去记录幸福与痛苦、壮丽与微小，希翼能够将所看、所听、所感的一切永远留存。

石头，这种坚固的材料，或许便是古人能够找到的、与永恒最为接近的物质，从一开始，它就与承载着人类精神与情感的艺术、文化密不可分。

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上，伫立着12根描述巴蜀历史的石柱，其中一根上有四个大字——文宗在蜀。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积淀也格外深厚。激发文人墨客创作欲望的同时，还孕育了无数的文学巨匠和宗师。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以及近代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巴蜀自古出文宗”，可谓传承不绝，千古流芳。

文翁石室

蜀学之兴由此开始

巴蜀有句俗话，“李冰治水，文翁化蜀”。李冰治水，为蜀地成为“天府之国”提供了物质保障，而文翁兴学，则改变了川西文化落后的状况，为蜀中教育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地，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创造出了属于巴蜀地区的独特文明和文化。然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文化标准来看，早期的巴蜀因道险且阻，难免给人一种“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感觉，巴蜀之地也多被认为是未曾开化的蛮夷之地。

为了改变巴蜀地区文化落后的现状，在西汉时期，时任蜀郡太守的文翁，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官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所属各县的子弟学习，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还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并派遣学生前往长安学习。

文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一时间蜀中求学蔚然成风，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的辞赋大家和文学之士，同时，受其影响，官学这一办学模式被推广于天下郡国，大大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

蜀学之兴，由此开始。直到两千余年后的今天，石室中学依然作为成都名列前茅的重点学校，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优秀的人才。

天府汉碑

文化繁荣的最佳注脚 

天府汉碑  汉

成都博物馆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汉承秦制，从思想、文化上建立起多元统一的“东方帝国”。随着刘邦“天下县邑城”政令推行，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等五座城市，成为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号为“五都”。

东汉元嘉二年（152年），蜀郡守裴君卸下了长达八年的郡守职务，准备离任。他的下属官吏特别为他捐刻立碑，记录其生平，歌颂其功德。这块石碑与前任郡守李君的颂德碑并立于祠堂之中，向后人讲述着两位地方官为蜀地繁荣所付出的努力。

近两千年后的2010年，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两通汉碑相继重见天日。碑身上载有两千多横稳疏阔的汉隶文字，除了“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的磅礴颂词，字里行间更凸显了汉代成都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也让后人直观地看到了汉代成都的地方官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经济面貌和文学水平。而其中诸多记录均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教育相关。

“列备五都”字样

“巍巍大汉”字样

从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创立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文翁石室以来，蜀地崇文重教之风便盛行不衰，历代官员均将文化教育视为重点，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制度，也让大批优秀的文学大家与学者得以一展所长。

无论是李、裴二君，还是立碑的官员们也许都未曾想到，一通颂扬业绩的记载，竟然成为了千百年后人们解读成都文化繁荣的生动描述，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成都在数千年文化长河中不断前行、创新发展的动力和细节。

儒家“十三经”

免费教科书

在唐代，造纸和雕版印刷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石刻依然是人们在期翼某种永恒与宏大时所作出的最优选择。后蜀广政初年（938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儒家文献的稀世珍宝——蜀石经问世。这是十三部儒家经典在成都首次集结，校勘精审，书法秀美，有儒家文献规模初具、典范初成的作用。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镌刻。

这与后蜀的一对君臣有关。

后蜀，又称孟蜀，是汉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之一，定都成都，虽只绵延了30余年，却是难得的经济文化发达、安宁和平之地。宰相毋昭裔，向后蜀国后主孟昶，奏请发起浩大的“蜀石经”刊刻工程。毋昭裔年少时家贫，曾向人借书读而不得，他便立志说“他日得志，愿刻板印之，以便利天下读书人”。成为宰相后，他果然自掏腰包开办学校，又请求刊刻儒家经典。孟昶本身热爱文学，亦重视文化教育，因而欣然同意。

所谓“石经”，是指由政府在碑石上刊刻的官定儒家经书，存放在各朝首都太学或国子监，供学子学习所依据的标准文字。

蜀石经拓片

四川博物院

也许孟昶君臣已经做好了刊刻几十年的准备，但谁知，这却成了一项堪称百年大计的浩大工程：

它并非朝夕之功——经历了从后蜀广政初年（938年）到北宋宣和五年（1123）间整整185年的光阴。

它并非一人之功——从后蜀毋昭裔，经北宋成都知府田况、席贡等历代官员，至转运使彭慥方成，数代人薪火相传。

它并非一书之功——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集结刊刻，内容广博宏大。 

它并非只重经文——“经注并行”，不仅保留了十三经原文，还用不同字体全刻注文。

它并非盈利之举——刻成后便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向天下读书人免费开放、任意拓写，被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

蜀石经拓片

四川博物院

蜀石经，儒家文献的稀世珍宝，“其石数千”，洋洋百万字，它延续了文翁石室办学的精神、及历代蜀人崇文重教的理念，对蜀地文化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宋代蜀学兴盛、名士辈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些片刻的灵感、汹涌的情怀、济世的宏愿、深藏的志向、期翼传之于后世的风骨与风流……被一刀一刀雕琢于石头上，向一代代的人们，讲述着成都数千年来蜀学弦歌不缀、名士群星璀璨的故事。这些坚硬的石块，最终穿越了时间，让一个“自古诗人例到蜀”的成都、一个“既丽且崇”的成都，不再无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