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锦点 ，作者市文物信息中心

编者按

“谷雨在月尾，寻秧不知归”。都江堰已经开始放水，眼下正是成都平原插秧点豆的时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耕作方式和农耕工具一直发生着变化。那么，成都平原的耕作方式是如何从刀耕火种逐渐变成精耕细作的呢？使用的农耕具又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呢？

请和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去看看博物馆里的“春种秋收”。

柔和的东南风吹开了人间四月，万物皆因气清而明净。刚刚过去的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农事催人未遽央，种秧未了插秧忙”，成都平原上，一块块稻田重新灌满了水，一辆辆插秧机在稻田里来回开动，所经之处，水面倒映着绿油油的稻苗，好一番春日景象。

那么在千年前，成都平原的人们吃水稻吗，他们是怎么种植水稻的？成都平原的发掘出的文物和留存下的文献资料，正向我们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水稻种植史。

宝墩的水稻田与金沙的木耜

今年1月，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宝墩遗址展馆正式开馆，“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也同时面向公众开放。在地底埋藏了约4500年的陶石器、象牙杖、碳化水稻等展品为公众讲述了宝墩文化时期，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生存生活的真实历史。

展馆中，一块“宝墩遗址出土水稻田土样”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注意，它的存在切实地证明着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以稻谷为食。

“通过植物考古发现，宝墩古蜀人吃的是稻米，而且这些稻米是他们自己种的。我们在宝墩遗址发现了疑似水稻田遗存，在这片遗迹，不仅发现成熟水稻的植硅体，还发现了不同成长期的水稻植硅体，这充分说明了宝墩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策展人唐淼曾向公众介绍。

在此之前，考古工作人员们仅仅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了宝墩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再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而这次宝墩发现水稻田遗迹，是一种实物证据，再次证明了早在4500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而这种技术也得到了延续。

在展厅中，还有一张“成都平原农业进程发展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原来，巴蜀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就将水稻当作主食，在改变主食作物之前，旱作植物（粟和黍）一直是主要的农业形态。

据了解，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来自于岷江上游，主要活动在平原靠近山地相对较高的边缘地带，传统农业以种植粟和黍为主。一直到宝墩文化初期，由于长江中游水稻种植技术的传入，宝墩先民开始小规模种植水稻。随着对平原多水环境的适应，人口逐渐增多，人群向平原中心地带移动，水稻才逐渐开始成为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农作物。

宝墩遗址 图源红星新闻

宝墩古城遗址虽然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但目前尚未出土农耕工具。不过，在距今3200年前左右的金沙遗址，出土了长141厘米的翻土工具——木耜。

木耜（图源锦点网）

农业生产中农具的作用非常大。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木耜，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木质农具。耜是中国古代主要农具之一，用于翻土。文物外形类似于现在的铲子，整件文物由一块完整的木头构成。因深埋于淤泥之中，几乎没有和空气接触而得以完整保存。

新石器时代的耜有骨制、木制和石制。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就有发现了骨质的耜，一直到商周时期耜都是农业活动中重要的翻土工具，后来也出现有青铜制的耜。战国时耜被变薄加宽后称为臿。在铁器出现之后，木耜开始套上铁质刃口，一直到魏晋时期，耜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木耜（图源锦点网）

画像砖里的春种秋收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

到了汉代，大量农具出现，耕作过程被记录在了画像砖上。成都市郊汉墓画像砖上的“收获图”，六人集体收获，割穗、选种、刈草等工序紧凑地结合在一起，动作敏捷。此图表明当时收获水稻是先割谷穗，再刈谷草，在割谷穗的同时进行选种。

弋射收获图画像砖 东汉 成都博物馆

在“弋射收获图画像砖”中，有三人正弯腰割取谷穗，他们手里的工具叫“铚”，即是单手使用的手镰。《说文》:“铚，获禾短镰也。”这里所说的“铚”，类似石器时代收获时用的石刀，汉代则是用铁铸的，用来割谷穗，类似于现在的镰刀。在这三人的背后有一人，肩上挑着一个担子，担子里是谷穗，手中提有一个篮子，应是收种的人。《氾胜之书》说:“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图中人肩上所挑的稻子比一般的谷穗略长，但比带有稻草的稻谷短，正符合书上所说的“斩一节下”。此人正注视着前三人，每当这三人发现有高大的稻穗，就割下交给他。图中还有二人正用大镰刀刈谷草。这种镰是汉代钹镰的一种，是当时很先进的一种农具，刈禾面积比较大。

舂米画像砖 东汉 国家博物馆

从四川汉代画像砖中的“舂米”来看，当时谷物的加工采用足碓。谷仓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的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舂米画像砖”上有一个谷仓，这是一种干栏式建筑，仓房位于较高的木桩之上，房屋下方架空可以通风，防止潮气侵蚀。图上还有二人并列踏碓，碓是指木石做成的捣米器具，用于去掉稻壳的脚踏驱动的倾斜的锤子，落下时砸在石臼中，去掉稻谷的皮。它利用杠杆作用，用脚踩踏的人双手扶着把手，借用身休的重力向下压，起动件头，比较省力。右下有二人正做米与糠的分离工作，一人肩担竹篓向下顷倒，一另外一人用类似滤网的物件滤除竹篓里的糠。

都江堰修筑后，成都平原灌溉条件大大改善，水稻生长条件大大优化，产量激增。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进一步扩大了良田的数量和规模。《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繁县（今新都）“有泉水稻田”，江原县（今崇州境）“有好稻田”，“绵与雒（今绵竹、广汉、德阳一带）各出庄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

当时四川的水稻产量高到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汉书》记载：汉代初年，关中大饥荒，刘邦下令饥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期“山东被河灾”、元鼎年间“水潦移于江南”，巴蜀地区的粮食也曾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救助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

老照片里的川西田园

直到二十世纪初，成都平原依旧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稻作农业。100年前，美国人甘博在炎热的夏天来到川西坝子，用手中“神奇的盒子”——相机记录了当时农民栽秧打谷的场景。

稻草不会随意烧掉，而是运到市场交易

（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四川把收割稻子叫打谷子。在那个没有收割机和打谷机的年代，农事的一切都靠双手。在大规模机械化设备参与农业的今天，我们还能从甘博的照片中感受到当年春种秋收的艰辛。

水牛犁田（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打谷子有个重要工具叫拌桶，大多为方形，拌桶两侧各有一个把手，便于打谷人提着拌桶在稻田中移动。拌桶材质以杉木为上乘，一是轻巧，二是打起谷子的响声非常有节奏，似乎可以忘记疲劳。

围着拌桶打谷子（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打谷子非常讲究节奏，多为慢三下、快三下，三下后还要翻把。节奏感越强烈，打起谷来就会越有劲。在枯燥而劳累的打谷子过程中，人们还给各种打法取了名字：“老牛凭坎”“岩鹰闪翅”“黄龙缠腰”“鸡公啄米”“双燕翻飞”……平添了几分生活乐趣。

用风簸将谷粒中的瘪壳等除掉

（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打出的谷子又是怎么变成白花花的大米的？在经过“舂米画像砖”里刻画的舂米环节后，混合在一起的谷皮米粒又如何分离呢？

在没有专门打米机器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镇都用石碓舂米。从石碓里出来的稻谷，变成了有谷壳、糙米和好米混合在一起的混合体，要得到好米煮饭，必须要把它们分开。这时风簸的作用便被体现出来。

风簸是南方农村以前使用的一种农村打谷时扬谷壳的农具。风簸可以用于吹米选米。人们将谷物从风簸敞口倒进去，再用手摇动风簸的摇把，转动风簸里面的扇片，因为离心力的作用，糙米和好米就从腹腔下的两个斜口哗啦啦的流出来，对准敞口的斜口流出的是好米，稍微偏位的出来的是次米，而谷壳和杂质等则从敞口排出。

踩水车（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每一件文物、每一张老照片，都对应着成都平原水稻种植的种种细节；每一笔记载，都映射着一个时代独有的粮食信息。它们留予后人的，都是满满的稻花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