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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018-12-11

家之困惑| 中国文物的漂泊与聚散(下)

百年以来,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现状如何?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片情愫。作为海外博物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堪称翘楚。博物馆副馆长沈辰博士以其多年的研究经验和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海外中国文物流传和收藏的故事。

采访嘉宾介绍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Vice President)兼任世界文化部主任、东亚考古研究员,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与东亚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立青学术讲座教授。沈辰博士负责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6万余件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文物及其展厅陈设,并与中国文物单位在该博物馆举办过《三星堆文化》、《中国秦兵马俑》和《紫垣撷珍》展览,为中加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Q :大多数中国文物的确在海外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除专业技术的要求, 您的外籍同事是否对中国文物也有文化的认同感,甚至共鸣?

沈辰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的外籍同事是不是本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或共鸣来对待中国文物的保护?如果需要我一言以蔽之,答案就是 :如果海外博物馆还继续以中国本土出身的研究人员为中国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展示的主要力量,那就说明这种共鸣和认同感在ROM 这样的综合性博物馆中还是相当微乎其微的。事实上, 博物馆的外籍同事对中国文物的典藏、保护和展示设计都是基于对其专业的尽职尽责。这种态度绝非仅对博物馆中的中国藏品,他们在对待其他文化,如埃及、印度、 墨西哥、日本等,态度是一样的。当然,他们虽然没有注入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特殊    情感,但这并不减少他们对中国文物的收藏和保护的工作热情,这是我亲眼目睹并  亲身感受到的。这就是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当然,能否引导外籍同事对中国文物背后的文化意义产生认同,也需要我们这些有中国文化教育背景的同行们共同努力,通过中外博物馆多层面的交流,持续对 馆藏中国文物的研究、展示,基于展览作进一步诠释与讨论来实现。近年来,ROM 的外籍同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有大幅提升,在一座不以中国文物收藏为主的博物  馆里,这种改变实属不易。

这个问题也让我意识到,如果在博物馆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还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共鸣和认同感,那么我们对西方公众的期待则更是任重而道远。就我本人而言, 作为 ROM 世界文化领域文物藏品的负责人,我在对非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共鸣方面, 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Q :目前正如很多人意识到的,文物市场乱象杂生,有正规的交易,也有走私行为。您理想中健康的文物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于现在部分国人以高价 拍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行为,您怎么评价?

沈辰 :这两个问题我想站在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角度给予回答 :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如藏家、商家、投资者等,对此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文物在市场上的 交易和收藏必须是在每个国家的文物法律法规下进行的,所以必须要求我们的博物馆从业人员熟悉其收藏领域的国家和地区的文物法律法规。因为ROM是涵盖世界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曾经配合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AMD)提交了各国文物收藏和流通的调查报告。我们并不反对博物馆继续参与合法文物市场的交易,为博 物馆增加新的血液。但是个人藏家和博物馆都必须抵制诱惑、拒绝参与非法的文物 买卖行为。作为博物馆的专业人员,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公众识别文物市场中指鹿为 马、瞒天过海、无知无畏的黑幕,而不是明哲保身地含糊其辞。

健康的文物市场,不仅仅是去伪存真,更需要买卖双方对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遗产心存敬畏并具有对其历史价值尊重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只为利益和增值投资的 收藏,一定会产生藏污纳垢的市场。此外,健康的文物市场应该有真实的文物   来源信息,以保证其交易的合法合理。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过程中,不仅要求有详   细的文物信息,更要求专业人员对信息来源的真伪做出鉴别。所以,我们现在为博   物馆征集文物,不仅要鉴定文物本身,更是要对文物信息材料做甄别,因为文物商   家为了交易伪造文物档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就曾遇到过不少来     自国内的藏家,带着明显是新近出土的文物和相关 “合法出境” 文件来见我,给我讲 述该文物如何先随祖辈到南洋,然后移民加拿大,一路漂泊半个世纪的经历。第一   次听是个 “感人” 的故事。但是当我见到三、四个不同藏家拿着不同的文物打听博物 馆是否想收藏,说出的故事如出一辙时,我就明白这背后是有推手了。还有一个例子,前一阵,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破获了一起跨越 30 年的印度文物盗窃走私案。疑犯 是美国著名的南亚文物收藏家和古董商。通过他,美国不少著名博物馆都收藏了非   法文物。但是在与博物馆交易时,该古董商都提供了 “完美” 的文物身份,后来证明 这些 “身份” 全是伪造。这些行为都为博物馆的收藏造成了负面影响。

博物馆应该和政府机构积极配合,杜绝文物走私。在ROM,我们与联邦文化遗产部以及海关总署合作,为多伦多的边境官员做培训,并为他们抽查的包裹和行李 中疑似文物走私的咨询提供帮助。这项工作现在获得很大进展。我们收到越来越多的 海关电话和邮件,要求我们对走私文物做出鉴定,及时把走私文物杜绝在国门之外。 一年前,我参加了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政府正式归还一批文物的交接仪式,那是 2015  年被加拿大海关查收的一对出自中国南方的大型明清建筑构件。近几年,加拿大海关查获的文物走私规模仅次于枪支和毒品。

至于通过交易回归文物的问题,我认为,包括圆明园兽首在内的相关文物重器的回归,现阶段大部分都还是个人行为。这些回流文物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其象征意义, 天价的背后仅仅是个人态度的表达,对文物的回流没有显著的作用,且事件背后还有 许多不为人知的复杂内幕。当然,我对湖南省博物馆动用社会力量,虽然花重金但也通过与佳士得拍卖行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的 “皿方罍” 的回归合璧,非常称 道。这才是博物馆为国家宝藏回归做出努力的极好榜样。

 血方罍

Q :您刚刚谈到湖南省博物馆“皿方罍”回归的故事,正好说明文物收藏中交替着出现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的现象。现在是否只能是单向的化私为公呢?

沈辰 :如果我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意思是问 :博物馆在接受捐赠藏品的同时能不能将馆藏文物卖回到文物市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 个事实,因为体制不同,在欧美地区,大多数博物馆是全部馆藏艺术品和科学标本的所有权法人。文物征集(acquisition)和藏品销号(deaccession)是博物馆按照董事会体制下制定的政策执行的。虽然各个博物馆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办馆宗旨制定政策,但  基本都会按照行业约定俗成的行规进行藏品销号。西方博物馆处理他们的藏品有    不同的原因,比如一家以收藏和展示美洲艺术和文化的博物馆不再需要他们早年入藏的亚洲艺术品,或一家博物馆中有大量同类文物时,其中那些可能永远不能被选作上 展文物的,就会被销号。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而销号(即拍卖 文物),博物馆因为卖文物而获得的盈利必须全部用来作为征集文物的经费,或部分 用来作为文物保护的基金。盈利绝对不可能用来作为行政开销,比如还贷或雇佣员   工等 。一旦发现有博物馆违背这些规则,以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AMD)为代表的博物馆   行业便会集体谴责并联合抵制和制裁该博物馆,制裁措施包括取消其在行业中    的会员身份、不再提供行业咨询服务、不再有任何形式的展览合作等等,这些措施  足以使该博物馆极端边缘化。ROM 在处理藏品销号的程序中,首先考虑的是博物馆或教育体系机构的需求, 而不是到拍卖行去追求盈利最大化。准备销号的藏品可以优先提供给有需求的博物馆, 以进一步增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西方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还可以有很大的交流空间。

当然,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物的化私为公或化公为私,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藏品所有权的转化。是公对私或是私对公,也不全是藏品易主的概念。无论是什 么形式,都不要从财富的角度来看收藏,而应从有利于文化遗产传承的角度来看藏 品收藏。譬如,在数十件唐三彩马俑中通常仅有三至五匹用于展览,倘若再收到类 似的捐赠,就不予考虑了。但如果这匹马即使外观不够精美,却拥有对研究有利的 新信息便会考虑入藏,譬如一批破损的三彩马能帮助提升修复技术。此外,每座博 物馆有自己不同的使命,研究型博物馆为研究而收藏,但艺术博物馆一定不愿将一 匹残损的三彩马收入囊中。由此可见,文物征集需要契合博物馆本身的性质。博物 馆保管这些藏品,可以更好、更大范围地为研究者和观众提供服务,使藏品从一小 部分人走向大众。而博物馆将其深藏闺房不见其容的文物推向市场,其实是使享有 者的人群更大化了。所以,作为博物馆人还是要做好博物馆收藏,化私为公,才能 更好地 “化公为私”。

磁州窑系珍珠地童子持莲纹豆形枕

Q :近几年看到了一些您关于文物流传故事的文章,《Q》也刊载了几篇。作为考古学者,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向中国文物流传史的研究呢?您会持续做下去吗?

沈辰 :我在 ROM 工作的前 10 年, 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旧石器的田野考古。后来通过主持策展,工作的重点慢慢转移到对馆藏文物的研究上来。作为考古研究人员,文物在我眼里是有生命和历史价值的,文物是连接当代和过去的桥梁,也是我们把过去延续到未来的媒介。作为守护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人,我感到把 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流传故事、他们 “聚散离合” 的经历讲述出来,不仅可以重新激活这些摆放在展柜里的历史物件,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历史文物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  息相关。为了这个目的,我当然会坚持做下去。

我近期所写的讲述文物流传故事的文章,往小处说是一种藏品史研究的视角, 因为每件进入海外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都经历了一段   “聚散离合”。就宏观而言,我们对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不论是从考古学、艺术史的角度,还是其他任何领域,最终    都期望能将古代物质文明与现代生活连接在一起。一件物品由原料到成品,必定带    有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信息,而它出现和迁徙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文化因素的产生与     发展,甚至到今日,其生命与价值仍然在延续。譬如一件宋代的磁州窑陶枕, 从生产到市场,其生命并没有停止于宋代。经历近千年的历史,每位拥有者都对它    注入了不同的情感与期待。研究工作也有必要由器物本身向外延伸    :内层是文物的流传故事   ;中层是探求其对于现在、过去及未来社会和人的能动关系   ;最外层则是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文物的流传故事缺少记录或没有及时转告     下一代,后来的继承者可能就不会从文物中体悟到其中的情感。如何让观众获得对文 化遗产的感性认识?如何让他们体会那些触及人心的故事、情感与记忆以延续文   物的生命力?这正是我们作为博物馆人的理想和价值所在。

Q :您对文物流传故事的兴趣对您或者 ROM 的收藏理念是否有影响?

沈辰 :过去 ROM 的收藏基本只关注较为精美的中国文物,通常不接收那些民国早年从中国购买的  “纪念品”。今天,我们需要反思这一标准,开始为下一个百年而收藏。试想,当人们重新回顾民国时期的中国物品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的这 段历史,并希望从中了解加拿大和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如何生活时,博物馆是否有 相关收藏呢?

通过研究并撰写文物流传故事,我本人的收藏观念也有所改变。最近一名生活在多伦多市北部郊区的传教士后代捐赠了一批中国文物。捐赠人称,她母亲在进养 老院前,嘱咐将其祖父留下的有关中国藏品妥善处理。祖父早年曾在成都传教,在 三峡地区的船上与同是多伦多人的祖母相识、相爱到结婚。祖父与其他传教士共同创建了位于成都的加拿大学校,简称  “西加学校”(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并被任命为校长。我向捐赠人承诺博物馆一定会珍藏这段记忆。之后,我和博物馆几位同 仁上门拜访这位传教士的后人,她住在典型的加拿大农村小屋,是当地一所小学的 校长,令人感慨的是她竟然亲自整理了一本厚厚的书,取名《中国岁月》(The years of China),其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包括祖父母拍摄的照片、撰写的书信,以及对当时生活的详细记述。

他们原本担心 ROM 看不上祖父的藏品,但丢弃了又觉得可惜。我对他们说,这些物品虽然只是一百多年前的民国遗物,如仿钧窑瓷器或生活用品,但老人家在中国成都的这段经历与加拿大传教士的历史有关,也与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以及成都 的地方史有关,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以及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意义重大。如 果博物馆因文物品相一般就不入藏,这段历史可能就会悄然消逝,出现断层。博物馆收藏的是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件物品。通过收藏,两三代人流传的故事会 永远留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的印记。虽然这些文物在佳士得、苏富比公司根本上不 了拍,但它们对 ROM 而言别具意义。这家人听了我的收藏理念后十分欣慰。

 ROM 研究人员在传教士后人 Susan Read 家征集

其祖父的遗物

Q :沈老师,您在 ROM 服务了 20 年,现在看到馆藏的中国文物,您面对它们是有一种漂泊感还是觉得 ROM 也是它们的另一个归宿?最初您看到中国文物在海外的博物馆和现在的感受一样吗?

沈辰 :我在 ROM 工作的 20 年中,先后接待了孙家正、蔡武和雒树刚三任文化 部部长。1998  年,孙家正部长参观的时候,代表团基本上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最后表态认为,这些文物都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的结果,希望他们早一天回到祖国。今年二月,雒树刚部长参观了 ROM 的中国展厅和迪奥时尚展览,津津有味地聆听了 ROM 主要文物的流传故事后,积极推荐并促成了 ROM 与中国一些博物馆的长期合作。20  年间的变化,也说明了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真正拥有智慧和正确的心态,能够从历史观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海外流失文物了。

曾经,我也困惑过中国文物是不是应该回到祖国怀抱。虽然知道不能用民粹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海外博物馆所藏的中国文物,但是面对同胞的指责总会有深深的不安和不知所措的应对。现在看来,过去之所以有这种心态,主要是从心理上还感觉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处在漂流、居无定所的状态中。

常回家看看, ROM就是它们的家。就像上百万华人移居海外,加拿大就是我们的家一样。这里我不再重复那些海外文物为中华文化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或是中国文物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我想要说的是,只有真 正了解了流传史,我们才会知道并理解这里也是中国文物的家。过去它们的家被摧残 蹂躏,它们无可奈何只能远走他乡,漂流海外。今天家强大了富有了,再也没   有必要离开家了。但是,那些早年已经落脚他乡的,已经成为异国风情中的一部分,那里 也就是它们的新家了,它们在新家里很踏实。它们期待的是老家里的人认识它们,了解它们的历史,理解它们的现状。

当我们认识到其中的真谛,才能真正明白收藏的意义,收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文物的艺术和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暗含在文物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

本文原刊于杂志《美成在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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