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河流众多，源远流长，号称“千河之省”。数以千计的河流不仅浇灌沃野千里，也是四川与外域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省内主要河流水系之一的岷江，自古以来不仅发挥着灌溉、供水、航运、泄洪等功能，也将多样的文明、文化交汇于此。当然，佛教文化在蜀地的出现与发展也与其脱不开关系。

佛教入蜀 不可遗忘的通路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由于汉王室的倡导，佛教信仰在中国逐渐传布开来，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之一。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源的。印度、中亚和西亚同我国古代的联系主要通过西域、南海，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三种途径。古蜀位于这三条途径的交汇点，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成为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三大集中发现地之一，尤以岷江流域的众多发现最为突出。早期佛教进入蜀地的时间与途径，也成为近年来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佛教进入蜀地的途径，各方意见不一。近年来有观点提出，西南丝绸之路似乎是佛教传入四川的最早路径。四川茂汶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发现过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琉璃珠；域外也出土了许多中国的丝绸制品。西南丝路上的交流不仅在于商贸，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突出作用。但佛教进入蜀地是否是经西南丝路，这一问题则有待更多的、新的考古材料证实。

      但学者普遍以为，自古就作为西蜀与外域交流干道的岷江水道，是四川早期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之一。岷江位于四川省中部，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岷江有东西二源，两源汇合后，自北向南流经茂汶、汶川、都江堰市；穿过成都平原的新津、彭山、眉山；再经青神、乐山、犍为；在宜宾市注入长江。

岷江流 佛教兴

      近年来四川地区发现不少东汉晚期佛教造像。1940年以来，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的“麻浩佛像”、柿子湾一号崖墓的两尊浮雕石刻佛像、彭山陶摇钱树座佛像、乐山西湖塘出土的“施无畏印”陶俑等陆续出土发现。针对这批材料，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一说认为这些有佛教元素的造像是否为佛像有待商榷；一说认为其形象应为某个神祇，而并非佛教意义上的造像。但足以说明，早在东汉晚期，佛教艺术已影响扩散到四川。在这条贯通东西的岷江水道上，彭山、乐山是早期有佛教元素的文物集中发现地。

 乐山麻浩一号崖墓佛像

        岷江流域内不仅分布着以上多处佛教造像，也发现了大量东汉晚期墓葬。墓葬中可见到不少受早期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因素，表现在钱树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佛教画像题材，包括佛陀、胡人、莲花等图像。现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东汉胡人持莲石座，应当是一件与早期佛教有关的遗物。将这些考古出土物的形象特点，与同时期佛教相关文物参校，即可佐证岷江水道是为四川早期佛教传播通道这一论点。

        及至南北朝，特别是有梁一代，四川的佛教发展进入第一次高峰期。四川地处南朝政权与西域交通的必经之路，梁武帝非常重视对益州的经营，不仅推动其与吐谷浑、西域和河西走廊诸政权的外交和商业贸易，也大力促进四川佛教的交流与发展。四川一跃成为长江上游的佛教中心。

        甘陇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文化沿河南道、岷江—长江水道融汇成都，以成都为中心，佛教造像进入了十分兴盛的阶段。尤其是在中大通年间，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中大通三年造像、中大通四年造释迦组像、成都西安路出土中大通二年晃藏造释迦组像等大量发现。唐代，成都成为蜀地的佛教文化中心，是蜀地其他区域的佛教文化渊源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上，唐朝佛教兴盛。蜀地佛教亦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成都、宜宾古刹遍布，岷江沿岸成为当时能工巧匠的艺术创作地，摩崖古迹留存众多，夹江千佛崖、乐山大佛、浦江飞仙阁等都是岷江河上的一颗颗艺术明珠。

 乐山大佛

        武则天时期推行佛教，当时以四川为例，几乎全川境内所有县市都有佛教造像。四川地区有名的大佛也多是在唐朝雕塑的，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乐山大佛，就是在开元年间建造的。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四川多次成为皇室和僧众、工匠等人的避难场所。僧侣和工匠带来了佛经，也带来了雕刻佛像的技艺。

        唐代佛教在蜀地盛极一时，不仅从这些留存古迹得以窥见，也由大量的考古出土文物见证。在《双城记：成都·宜宾》特展，我们得以欣赏到唐中和五年佛教真言碑，透物见史，感受到当时当地的佛教文化。

唐中和五年佛教真言碑

        碑文右起刻，33列，共495字。碑首刻启请文，正文刻《佛陀尊胜陀罗尼真言》、《毗卢遮那佛说灭恶趣真言》，尾刻“中和五年四月……七斤”。据碑文所见，真言碑应镇于水下，可能与当时成都地区水患问题有关。

        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四川，及至南北朝、唐朝的两次兴盛。岷江对佛教在蜀地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及资料：

[1] 黄剑华：《西南丝路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2] 段玉明：《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

[3] 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4] 盛蕙：《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佛教的传播情况考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 《南北朝和唐朝：四川历史上两次佛教造像高峰》《华西都市报》2017年

部分图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