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其造像艺术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多方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嬗变之中。梁武帝灭齐之后，对成都地区的控制开始加强，来自凉州的影响减弱，成都南朝造像大量吸收了来自建康的文化因素。同时，由于梁代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来的僧人、使者日益增多，由海上诸国传来的大量经像对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加强，益州造像艺术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而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兴盛，其文化因素亦开始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以佛治国与阿育王信仰

1995年5月，成都市西安路拓宽工程紧张施工，一处窖藏坑出土的石刻造像引起考古学者的关注。其中出土了一尊刻有铭文的阿育王像保存较为完整，第一次让大家窥见这个时期阿育王像的全貌。

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在结束统一战争之后，开始专注于礼佛，遵从佛教的精神制定治国方针，他广修寺庙，召集四方僧人，编撰，完善和整理了许多佛经，使得佛教成为国教，他在位期间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期。

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发展迎来高峰时期。梁武帝在天监以后开始积极推行与佛教有关的政策，将阿育王信仰作为治国理念，效仿阿育王，亲身弘扬佛法。天监十一年（512年），曾亲自主持笔译《阿育王经》，可见对阿育王信仰的尊崇，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中记载，“《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扬都寿光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由此可见，梁武帝对阿育王信仰是打心眼儿里尊崇，阿育王信仰跨越800年的时空，在南梁的疆域再度流行。

阿育王像，也称阿育王瑞像，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或其第四女所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其样式有浓郁的笈多风格，现存最早的汉语文献为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迄今考古出土的石刻阿育王像均发现于成都地区，在万佛寺遗址、下同仁路、西安路遗址均有发现，可见当时阿育王供奉的流行。 

“映世菩提”展览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的阿育王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展品——南梁太清五年（551）柱僧逸造阿育王像，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尽管这件阿育王像不大，却异常珍贵。其脚后石板上刻着铭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称等信息一目了然。头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颧骨和粗壮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带折角的“海军领”，从左臂下方至两腿中间有一组平行的装饰纹样，袈裟长度只到小腿处。这些都是阿育王像区别于其他佛像的显著特征。 

阿育王像 成都博物馆藏

众生祈愿与背屏式造像

南梁时期，背屏式造像由于形体较小，便于携带和家庭供养，成为当时益州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发愿文看来，背屏式造像的供养人身份多数是佛弟子或比丘、僧尼等，将对亡者的祈愿及对生者的美好祝福寄托于造像上。这些世俗化的祈愿，及随葬品中佛教因素的出现，体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比如，在比丘晃藏造释迦像背面的发愿文中，除了为亡父母祈愿外，亦有“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隐”等为生者祈福之语。

比丘晃藏造释迦像  成都博物馆藏

从风格和题材上，这一时期的益州造像也加入了诸多新因素，装饰变得更复杂的台座、背光当中及背光的边缘装饰加入“莲花化生”和天衣飘荡的中国式“天人”（飞天）形象，具有佛教经变故事画特点的题材得到进一步发展，内容更趋丰富。

释僧镇造释迦像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比丘法爱造观世音像  四川博物院藏

透过这些益州南朝造像，既能看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亦能窥见国家政权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以及佛教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

部分资料据：霍巍《齐梁之变：成都南朝纪年造像风格与范式源流》；

雷玉华《四川佛教造像的渊源及信仰》

部分图片拍摄：李丹

展览名称

“映世菩提”特展

展览时间

2020年1月14日——2020年暑假

展览地点

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