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7日下午，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在成都博物馆五楼社教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题为《陆海来风——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南朝成都造像》的精彩讲座。

本次讲座以成都南朝造像为切入点，介绍了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东渐的历史进程，印度佛教造像也开始不断的中国化。而地处丝绸之路中心的成都，自东汉便受到来自西域的影响，融佛入仙，自成体系；南北朝时期更是通过“青海道”沟通南北、连接东西，来自北方凉州、南方建康和天竺笈多等多种艺术风格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成都南朝造像。

霍巍教授首先从讲座题目“陆海来风”谈起。成都南朝造像既有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影响，也有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跟海上丝绸之路连通后传递的佛教文化因素，反映出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及佛教艺术传入后不断中国化的进程。其后，霍巍教授介绍了佛教东传和早期的佛教图像，特别强调了四川地区的重要性，作为南北交通的交汇点，四川向北可以连通陆上丝绸之路，南面通过滇、缅连通东南亚地带，早期的佛像来源可能具有特指性。

北朝佛像与南朝佛像是本次讲座的重点。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褒衣博带”式造像。碑刻主尊所穿着的服饰，是在印度和西域未见的汉式服饰，称之为褒衣博带装。更有趣的是，在造像碑的残侧碑上，刻有题记，可知造像的制作者中有一人来自西凉，法名曹比丘。

随后霍巍教授又对比了数尊不同地区出土的造像特征，结合南北朝时期成都与西域、与南朝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进一步推断南朝齐的造像风格可能受到凉州、陇右一带的影响。

“齐梁之变”是霍巍教授新近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齐、梁之间，包括阿育王造像在内的造像形式发生了变化。阿育王造像样式为“西域复古”，带有犍陀罗风格。除阿育王像外，不少造像强调佛衣薄透贴体，体现出印度笈多造像风格。这些造像为认识和理解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不断东进，中国佛教艺术的吸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讲座的最后，霍巍教授指出佛教艺术对中国美术产生的重要影响。今天所见的佛教艺术不仅仅局限在宗教绘画、宗教造像中，还影响到对美术的理解，对人物画像的吸收创造。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绝不是简单的被吸纳，而是融合创新，最终完成其中国化进程。

在四川地区，佛教艺术源远流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融合的区域，文化的多元性使得四川地区造像富有自身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