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上，伫立着12根描述巴蜀历史的文化柱，其中一根文化柱上有着四个大字——文宗在蜀。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积淀也格外深厚。激发文人墨客创作欲望的同时，还孕育了无数的文学巨匠和宗师。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以及近代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巴蜀自古出文宗”的传承可谓是千古流芳。

究其原因，我们还得从头讲起。

文翁化蜀  中国最早地方官学

巴蜀有句俗话，“李冰治水，文翁化蜀”。说的是李冰治水，为蜀地成为“天府之国”提供了物质保障，而文翁兴学，则改变了川西文化落后的状况，为蜀中教育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地，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创造出了属于巴蜀地区的独特文明和文化。然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文化标准来看，早期的巴蜀因道险且阻，难免给人一种“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感觉，巴蜀之地也多被认为是未曾开化的蛮夷之地。

为了改变巴蜀地区文化落后的现状，在西汉时期，时任蜀郡太守的文翁，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官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所属各县的子弟学习，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还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并派遣学生前往长安学习。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人，汉景帝末年蜀郡守

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一时间蜀中求学蔚然成风，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的辞赋大家和文学之士，同时，受其影响，官学这一办学模式被推广于天下郡国，大大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

蜀学之兴，由此开始。

“最强教材” 古代最大石经

自汉代以来，蜀学教育的兴盛就未曾中断。即使是在唐宋之交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后蜀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得以继续发展教育。

在这样的环境下，后蜀皇帝孟昶对教育也格外重视，在他执政期间，由丞相毋昭裔主持了浩大的“蜀石经”镌刻工程。

石经，是古代中央政府为了统一文字和推广教育，在碑石上刊刻的官定儒家经书。一般的石经刊刻，最多不过花上几十年的时间，然而蜀十三经自孟蜀广政初年起，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孟子》补刻完成，前后用时180余年。其注文140余万字，石碑多达上千块，为中国历代石经中字数最多、规模最大者。

而且，蜀石经还有个特殊之处。历史上的众多石经，大多只有经文，而蜀石经不但有经文，而且还有双行注文，不仅方便当时人们的阅读和理解，也为后世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程度保存了重要的载体。

蜀石经刻成后立于成都府学，与石室、文庙交相辉映。因其所刻的十三部经，又号称“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也是最早获得“十三经”称号的儒学丛书，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和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奠定了后来整个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

 蜀石经拓片

府学之盛“举天下郡国无所有”

宋代，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繁荣，加上重视文教的时代风气，学校教育堪称发达。

绍兴七年（1137年），文翁礼殿改为大成殿，当时的皇帝高宗应成都府学教授范仲殳之请，御书“大成之殿”四字匾额以赐府学。两宋以文治国，文彦博、宋祁、范成大等名臣先后镇蜀兴办文教。成都府学得以兴盛发展，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其规模之大，得到“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评价。“石室之学，通养六十州之士”，成都府学不仅承担起培养整个四川地区人才的重任，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诞生于唐代、作为官方藏书和修书之处的书院也逐渐演化为教学机构，其教学功能不断被强化，成为育人、讲学、论道的重要场所。

明清时期，成都各地书院依旧蓬勃发展，在教化人民、培养了“良士”“名臣”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四川文化事业的繁荣。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提出废科举、办新学的主张。清末，几乎所有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由此拉开了蜀地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川总督蒋攸铦重建书院，并题刊“文翁石室”匾额

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对我们 “西蜀自古出文宗”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了呢？巴蜀大地，人杰地灵，对于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与发展可是渊源流长，只有经历了代代文人的教化与滋养，浸透了文化精神的土壤，才能孕育出文风蔚然、乐观积极、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成都博物馆四层公共空间举办的《天府文脉》暑期专题社教活动里，还有更多关于西蜀文宗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快来一起探寻天府文脉的秘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