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自古以来就有治水的传统。广为熟知的大禹治水的事迹其实就与成都平原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传说在帝尧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曾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鲧被推荐来负责这项工作。鲧接受任务后，采用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就是用简单的堤埂把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障洪水，九年而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舜帝继位以后，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并被人们称为“神禹”传颂于后世。传说中大禹曾在巴蜀多地治水，而事实上，大禹变堵截为疏导的方法，就是从治理岷江开始的。《尚书·禹贡》中载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是说大禹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首先应用在了与成都平原息息相关的岷江治理上，这种理念对后来的蜀地水工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宝墩时期：早期御洪技术的萌芽
      其实，早在大禹治水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就已经有了御洪技术。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时代为距今4500—3700年前，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时候成都平原的气候变动幅度增大,旱灾、水灾交替频繁,突发的洪水常常冲毁人们的定居点。 

宝墩文化城址的分布

 因此，宝墩时期城址大都选择在“远支流，近干流”的河流台地上，这样既能避免水患，也便于取水和渔猎。而这些城池的布局大多与河流平行，加上城内地面高于城外，古人利用地势沿台地边缘筑起了墙垣来防洪。这是先民最早抵御洪水的方法之一。宝墩古城群的建造年代与传说中鲧筑城的年代相当，宝墩时期各个城址的防洪功能，是前面提到鲧筑堤埂防洪水的治水理念在成都平原运用的印证。
      宝墩时期郫县古城的城垣还采用大量河卵石来加固城墙，而古城采用的独特“竹木护石”技术则被视作其后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大放异彩的竹笼络石技术的萌芽。
      宝墩文化时期的治水实践是人类适应环境变迁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是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洪水不仅导致了这个时期的人们不断迁徙，寻找新的聚居地，也同时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这也为商周时期三星堆——金沙、十二桥文明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周时期：水利技术伴随农业发展
      从距今3700年开始，宝墩文化走向衰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另一个强大的文明——三星堆文化（距今3700-3200年）兴起，它与之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1500年）共同构成了商周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高峰。这时候，水文变迁仍然是影响蜀文化发展最强大的外在因素之一。
      商周时期蜀国古城依然沿用了滨河而居的布局，这样固然便于生活取水和渔业捕捞，但同时也需要城体具备很强的抗洪能力。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遗址，其走向就与鸭子河相同，各城壕与城址内外的马牧河、鸭子河互相沟通，既有防御的功能，又有水上交通的功能。高大、厚实的城墙，以及城墙内外侧地层的差别则显示了城墙除了具有抗御外敌侵略的作用外，还具有抵御洪水的功能。
      在建筑上，古蜀人也采取了不少防洪防潮的措施。早在宝墩文化时期，蜀人已开始利用干栏式建筑来抗洪和防潮。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和十二桥遗址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这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在房屋居住面与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有利于防潮抗洪。同时，十二桥遗址的建筑遗迹显示，这时候圆竹、竹篾等材料在建筑中大量运用，上承郫县古城的“竹木护石”技术，更是日后蜀地独特“竹笼卵石”技术的先声。

十二桥遗址小型杆栏式建筑F1结构图

此外，干砌卵石技术也开始在水利工程中初步应用。人们在城市和聚落中通过堆砌卵石埂来防水防洪。金沙遗址就发现了两条由卵石砌成的埂子，这是成都现存最早的以堆砌卵石建筑河道护坡的水利工程。

金沙遗址出土的卵石埂子

      水的利用与农业发展伴随的文明进程也息息相关。据载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氏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从事高地农业。此后随着人类居住地向温暖、湿润成都平原的迁移，蜀人开始了水稻生产。然而，由于此期气候极不稳定，灾变气候频繁出现，洪水和干旱交替影响着成都平原，因此这时候的水工技术仍主要停留在抗洪防潮的层面上，还难以做到合理调剂水源进行大规模的引水灌溉。虽然水利技术难以维持稻作农业的稳定发展，但这也直接导致了成都平原史前农作物的多样化发展。
      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杜宇教民务农”，学者认为这并不是指在杜宇时代蜀地才开始了农业起源，而是指这时候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得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要求有稳定的水源，因此当农业开始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日益重要之时，水利工程对人类的意义就不仅体现在城池与居所的安全与舒适上，也体现在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中，伴随古蜀文明进程的水利工程有了更高层级的意义。
开明：与治水联系最为紧密的王朝
      从春秋后期开始，古蜀王国进入传说中的开明王朝统治时期，这是古蜀文明中与治水联系得最为紧密一代王朝。
      首先，传说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开明氏来自于荆楚地区，其能够在成都平原称王，就缘于治水之功。而且，成都平原大量出土的船棺葬有可能与蜀开明氏族有密切关系。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全景

      2000年，在成都市中心商业街发掘出了一座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战国早期墓葬，据推测该墓葬可能就是甚至就是蜀王的墓地。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保存船棺等葬具17具，不仅规模、体量大，而且棺木制作精致，墓中还伴出多具陪葬匣形棺，非一般船棺所能比拟。船棺上有许多“十”字形的刻画符号，可能是太阳的抽象符号，根据汉晋时的文献资料，蜀王开明王朝以太阳作为王朝和王族的命名，再加上墓葬年代正是开明王朝的统治时期，因此推测该墓葬可能是开明王族甚至就是蜀王的墓地。除此之外，蜀地数量众多的船棺葬揭示了蜀文化与水的密切的关系。

商业街船棺棺木上的刻划符号

      那一时期，水患仍然很严重。因此治水成为古蜀社会的要务，在开明氏的带领下，成都平原的水工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成都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先后发现多处防洪、支水、护岸的水利工程。专家分析，至春秋晚期，成都平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工艺，开始普遍使用笼石技术、干砌卵石埂与木桩技术。同时，这些工程可能已经从之前单纯的防水、排水逐渐向引水灌溉的系统工程发展。
      古蜀先民在长期与纵横河流的斗智斗勇中探索出了一条科学可行的治水之路，成都平原之所以能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正是蜀人治水技术与古蜀文明同步发展的结果。蜀人取法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不仅成为日后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内容，也对中国古代水工技术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都江堰渠首工程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