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人民在艰苦与磨难中历经了民族救亡的艰难历程。百年后，一段烽火中关于文明守护的珍贵记忆再次开启。2025年9月3日，“岁月记忆：国宝西迁与高校入川”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拉开序幕：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博物馆等为避日寇劫掠、战火兵燹，以“人在，文物在”的信念将承载着中华灿烂文明的国宝文物和珍贵文献南迁入川；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及学术团体也在1937年以后陆续内迁。在山河破碎的峥嵘岁月里，四川人民极尽热忱护佑辗转迁徙的国宝文物，于巴山蜀水间搭建起西迁学府与学者的传习之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西迁征程中谱写了中华民族赓续千年文脉的动人篇章。

——编者按

展览再现国宝迁徙前的装箱场景。

1933年3月，第三批南迁文物在太和殿前广场装车。 资料图片

迁徙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图中装有文物的汽车过河场景。 资料图片

观众观展。

迁徙文物《洞庭渔隐图》

      9月3日，随着“岁月记忆：国宝西迁与高校入川”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拉开序幕，一段抗战烽火中关于文明守护的珍贵记忆也再次开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惊醒了沉睡的中国。随着日军铁蹄南下，北平危在旦夕。一场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拯救行动悄然展开——近两万箱故宫文物踏上漫漫南迁路。这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一场与战火赛跑、为文明续命的壮举。在硝烟中，文物守护者与四川人民共同书写了一部跨越山河的文化史诗，守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烽火启程

国宝南迁的历史抉择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炮火撕裂了东北的夜空，也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序幕。随着日军铁蹄向南推进，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千年古都北平危在旦夕。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一场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守护行动正在悄然酝酿——故宫文物南迁。

      这不是寻常的文物搬迁，而是一场与战火赛跑的文化拯救。文物南迁的背后，是对文化传承的深刻认知——文物存亡关系民族文脉的延续，保护文物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熊熊烈火，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野蛮行径，无不在警示着文化珍宝在战争中的脆弱性。

      面对文物去向的争论，意见纷纭。绥靖者寄望于国际干预保障文物安全，激进者甚至提出拍卖文物购置军备的方案。经过激烈辩论，1932年11月，当局最终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南迁。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启运。在军警严密护卫下，木板车碾过青石板路，将承载中华文明的珍宝运往北京西站。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文物分5批南运，其中包括《四库全书》、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快雪时晴帖》等国之珍宝。连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00多箱文物，总计19557箱文化瑰宝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旅。

      这些文物最初秘藏于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1936年12月又转移至南京朝天宫库房。然而和平的曙光并未降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刚刚安顿的国宝不得不再次踏上征程。

三路西迁

山河万里间的生死竞速

      1937年11月20日，故宫文物西迁的宏大征程正式启动。近两万箱文物兵分三路，开始了世界文物保护史上最为壮观的迁徙。每一路都充满艰险，每一步都关乎文明存续。

      北路文物从宝鸡到汉中再到成都的转运，都由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主其事。翻越秦岭、经由“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古道，从宝鸡到汉中，至1939年2月27日，北路文物转运至成都。一路上，战火纷飞之间，文物经历重重劫难：在绵阳附近，一辆运文物卡车从临时便桥上翻落河滩。万幸的是，车辆未落入水中，所载图书档案类文物完好无损。

      空车返回汉中途中，又发生两次翻车事故。一次那志良与助手落入路旁稻田，另一次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与那志良一起随车翻入稻田，所幸均无人受伤。当最后一批文物离开汉中仅12天，日军7颗炸弹将汉中文庙炸成废墟，其凶险可见一斑。

      中路文物9369箱的运输同样惊心动魄。1937年11月19日开始，这批数量最多的文物走水路由南京运往重庆。由于重庆多雾潮湿，且日军空袭频繁，1939年3月底至4月初，马衡院长亲自带队赴川南勘察，最终选定乐山县安谷乡作为储藏点。在当地百姓帮助下，文物分存于古佛寺及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令人感动的是，安谷人二话不说将宗祠里祖先的牌位搬出，腾出空间安放国宝。宗祠四周参天古树的天然掩护，使文物在1939年日机轰炸乐山时幸免于难。

      南路运输虽然数量最少，但其历程同样曲折。这批文物经长沙、贵阳，最终抵达安顺，在华严洞密藏六年。1944年12月独山陷落当天，紧急接运到四川巴县。每一次转移都是与时间的赛跑，与死神的较量。

      至此，故宫文物西迁的宏大工程基本完成。三路文物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在巴蜀大地上找到暂时的安宁。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长征，创造了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也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文物工作者们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守护着中华文明的血脉。

巴蜀守护

战火中的文化绿洲

      文物入川后的安置工作堪称一场精密的文化保卫战。在巴蜀大地的青山绿水间，这些国之珍宝找到了栖身之所，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1939年5月中旬，那志良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将所有存在成都的文物迁往峨眉，且必须在5月底前完成。时间紧迫，那志良立即派科员牛德明先行前往峨眉准备，自己则赶赴彭山县城，物色了禹王宫、万寿宫和县立初级中学作为临时中转储放点。

      实际的搬迁工作从5月17日开始实施。一部分文物直接从成都运往峨眉，另一部分则先转运至彭山暂存，以符合5月底全部运离成都的命令要求。全部文物直至1939年6月4日才完全迁离大慈寺，到7月11日，暂存彭山的文物也全部安全运抵峨眉。这些国宝最终安置于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殿和西门外的武庙、火神庙。

      历史的戏剧性在此时显现。就在文物全部撤离成都后的第七天，即1939年6月11日，日军27架飞机轰炸成都，造成226人死亡，432人受伤，繁华地段数十条街道被毁。那志良当天正由峨眉返回成都办理善后事务，亲眼看见了这场惨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担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被炸地点距大慈寺最近处不足500米，文物若未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在各存放点，文物守护者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情谊。在大慈寺，故宫职员注重与僧人搞好关系，僧人们也认真遵守防火七条规定，形成了融洽的相处氛围。在乐山安谷，国宝们还迎来了特殊的参观者。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杨东莼、徐中舒，著名画家丰子恺、齐白石等文化名人，都曾到安谷参观库藏书画。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为编教材，还获准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珍贵篇目。

      1946年11月，为感谢四川人民对文物保护的贡献，故宫博物院在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办“故宫书画展览会”。展览精选了从晋朝至清代1500多年中最具代表性的88位书画家的100件精品，包括王羲之《七月都下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赤壁赋》等旷世之作。展览原计划从11月12日到12月5日，因市民热情特别延期两天，观展人数达5.5万人次，成为一场空前的文化盛会。

      文物在川期间，不仅得到了妥善保护，还促进了当地文化发展。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专家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这种文化互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文脉赓续

高校内迁与学术火种

      全民族抗战时期，四川不仅是故宫文物的庇护所，更成为延续中华文教血脉的重要阵地。随着战火蔓延，全国高校和文化机构大规模内迁，巴蜀人民以博大胸怀接纳了这场空前的文化迁徙，共同铸就了战时中国的文化摇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东、华中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迫西迁。据史料记载，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逾半数高校先后迁入四川办学，其中包括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学府，以及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著名私立院校。这些学府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终在四川找到了继续办学的安宁环境。

      成都华西坝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汇聚了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四所高校，与本地的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时称华西坝“五大学”。各校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形成了独特的合作办学模式。在华西坝，可以看到不同学校的师生在同一教室听课，在同一实验室做研究，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重庆沙坪坝、夏坝以及宜宾李庄等地也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聚集区。李庄这个长江边的小镇，迎来了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学术机构。当地乡绅罗南陔主动腾出家族祠堂“旋螺殿”供同济大学办学，并动员村民让出房舍，写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的十六字电文，成为文化迁徙史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伴随着学府西迁，中国学术精英和文化名流也纷纷迁居西南。统计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知名学者、艺术家内迁至四川等地。马寅初、侯外庐、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巨擘，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王家楫等科技专家，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沈钧儒等文化名人，都在巴蜀大地上继续着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创造。

      在这些文化名家的带领下，各领域研究在艰难环境中开花结果。地质学家常隆庆发现攀枝花磁铁矿，为战后工业建设奠定基础；植物学家方文培出版《峨眉植物图志》，将四川植物分类学研究推向国际水平；生物学家童第周在简陋条件下坚持实验，发表有关无尾两栖类及金鱼卵子的重要研究；化学家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突破技术封锁；数学家柯召推动四川数论研究长足发展；考古学家董作宾完成巨著《殷历谱》，成为殷商史研究的里程碑。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林徽因带领下，完成系统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各大学积极开设公开讲座、举办展览、组织文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办的学术演讲往往座无虚席，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盛宴。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提升了当地文化氛围，也为战后四川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年学子在这特殊环境中刻苦求学，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统计数据显示，内迁高校培养的学生中后来产生了100多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旭华、袁隆平等“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们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立下报国之志，成为新中国各领域的栋梁之材。

      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大多复原离川，但其文化影响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师资留在四川，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华西协合大学在与其他高校合作过程中壮大发展；许多内迁院校与当地建立的学术联系持续保持。这些文化遗产为战后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天四川的多所知名高校，其发展历程都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有着深厚渊源。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