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山雄水丽。千河穿行万山，蕴生陆海天府。钟灵毓秀的地理环境催生出巴蜀文化相继相发的汤汤之水，在书法艺术一道，则于字里行间写就生生不息的城市史诗。

      成都博物馆立足于厚植城市历史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甲辰新年以“新春雅集”开启博物馆文化品牌活动新篇。“新春雅集”之“蜀风隶韵——汉代巴蜀地区名碑名刻鉴赏”特别展出馆藏精品天府汉碑——《裴君碑》与《李君碑》完整内容。

天府汉碑 汉

成都博物馆藏

      二碑记录东汉两位蜀郡太守李君与裴君的功德，全文共二千余字。

    《李君碑》原立于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后因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洪水将碑冲毁。其后，由蜀郡裴姓太守重新立碑。李君重视文教，碑中文字谈到李君治蜀理念向中原地区学习，让荒废的教育事业得以振兴，同时把历代先贤的话语和著作加以整理，传播于世，用贤良方正去举荐儒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裴君碑》原立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后被损毁，桓帝元嘉二年（公元152年）重新立碑。裴君广修学校，振兴七艺，同时重视礼义教育，文事武事并举，使蜀郡达到了礼乐兴而社会盛的状态，甚至在巍巍大汉中列入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之席。

      本次雅集，我馆特别邀请到何应辉和林峤两位书法艺术家分别为天府汉碑创作了题跋和临摹作品。这两件作品，在此次“蜀风隶韵”展览结束后，也将捐赠予成都博物馆永久收藏。

《裴君碑》与《李君碑》题跋

尺寸：宽125cm、高49cm

    《裴君碑》与《李君碑》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在成都东御街地下，（文翁石室旧址）发现的两通东汉中晚期两位蜀郡太守的功德碑。而《裴君碑》则重点记述其在定襄任上保卫边疆的战功，在蜀郡任上优异的政绩（特别提到其复兴七艺、大修学校、重视教育）与高尚人品。两碑碑阴之题名排序，学校后师、学官、经师居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裴君碑》体用汉隶，结字方峻，篇法极茂满严整，横竖几无隔空，上下左右端列，齐整而又活脱，大大弱化了标准隶书的左挑右波，已有较明显的楷书消息。碑阴则以字势横扁、左挑右波的标准隶书写成，强调八分之势，但字势长短轻重变化，写的整齐而又跳脱，在竖成行而紧密、横成列而具变动之中展开全篇。

      先于《裴君碑》数年的《李君碑》则以竖成行而横不成列，字势多变，颇受通俗影响的标准隶书展开极为方朴、厚重、峻密的碑阳，而碑阴则出自于虽密致但更纵任变化，而笔致略为圆瘦的通俗隶书。

      通览全作，两石均表现出东汉中晚期西南片区较中原地区更为明显的通俗隶书对标准隶书的冲击与同化作用，若将同期的《刘平国治路颂》《衡方碑》《郙阁颂》《昭觉石表铭文》与《樊敏碑》等与二石相较，不难看出这一特点。  

应辉于锦里双银杏居

《<裴君碑>临摹》

尺寸：高180cm、宽97cm

     《 裴君碑》刻于东汉建康元年。公元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出土于成都东御街老百货大楼前人防工程工地。记载蜀郡太守裴君事迹，碑阴为捐款刻碑属吏职务及姓名，属德政碑。碑阳尚完好，碑阴稍残缺。合计字数一千四百余，是存世汉碑文字较多者，为研究东汉巴蜀文化提供重要参考。此碑用笔老辣生涩，线质古拙丰腴，书风雄浑，体法茂密，点画疏朗有致，与《郙阁颂》《衡方碑》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研究学习汉隶不可多得之经典。

      吾拟其碑阳一过，未知得其仿佛否。

癸卯林峤于蓉

      何应辉老师在书法作品《<裴君碑>与<李君碑>题跋》中提到：“两通汉碑都体现了通俗隶书对标准隶书的冲击与同化。”

    《裴君碑》结字方整、排列茂密、方峻齐整，左右行之间基本上没有距离，在用笔上弱化标准隶书左右八分的体势，加入了通俗隶书的书写方式，观其字气象宏大但意蕴含蓄有力。 

    《李君碑》排布茂密，结体的长短、大小错杂，较之裴君碑更为峻密、方朴、厚重，同样以通俗隶书的书写方式为主。 

      两石文字均表现出东汉中晚期，西南片区较中原地区更为明显的通俗隶书之感，有雄浑朴茂之风，从同样出自四川地区的《樊敏碑》《王孝渊画像石碑》中也可见类似的风格特色。

      此外，我们特别采访了戴跃、王道义、王家葵三位书法艺术家，赏评东汉时期蜀地的名碑名刻。听名家品评，共赏墨色风华。

       刀笔加之于石以成碑，纸墨施之于碑而成拓。

      本次展出的精品碑石拓片，记录着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方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地域交通等风土人情，不仅展现了一个汉风飞扬的崇丽古都，也为今日成都的气象万千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注脚。值此新春之际，冀以此展丰富城市美学素养，赓续天府文脉传承。

      龙章大启，新年纳福！成都博物馆祝颂所有观众百福具臻、万事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