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中，如赵孟頫《急就章册》、宋徽宗《方丘勅卷》、祝枝山《岳阳楼记》等一批年代久远的珍贵纸质文物引起了许多观众的赞叹。随着文物保护理念逐步提高、文物保护技术日新月异、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我们越发想要了解一场大展背后的“功课”，不少观众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求微信墩科普纸质文物的保护措施，多来一点文保知识吧！”。本篇报道对此做了答疑解惑，为大家介绍了成博的“文保方案”，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展现了成博文保工作的细致认真，让观众以“文物”视角再次走进”汉字中国“的展厅，感受国宝荟萃中文物保护手段的不断精进，理解文博人是如何以心血守护中华文脉的不息脉搏。

      微信墩再次温馨提示：珍贵文物《赵佶行书方丘勅卷》将于8月14日撤展，一睹宋徽宗真迹的机会转瞬即逝哦！

——编者按

      成都博物馆的年度大展“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已开展两个月了。随着暑假的到来，展览热度也如馆外的天气般火热，展厅内摩肩接踵，观众们排着长队，只为近距离一睹热门展品。

      在辛弃疾真迹《去国帖》撤展之前，这件著名词人的存世唯一真迹，与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临的《兰亭序》，均是本次展览排队现场相当突出的两大热门展品。7月10日《去国帖》撤展，回到馆藏地故宫博物院后，《兰亭序》的热度仍旧高居不下。

赵孟頫临《兰亭序》

      为了不让队伍挡住旁边的展品，成博最近特意调整了《兰亭序》的位置，尽最大努力照顾到观众们的观展需求。

      其实，除了《兰亭序》之外，本次“汉字中国”特展的纸本墨宝还有许多。比如同样出自赵孟頫之手的草书《急就章册》，独创了“瘦金体”的风雅帝王宋徽宗的真迹行书《方丘勅卷》，以及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的草书《岳阳楼记》等，件件精彩绝伦。

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

       面对这些薄薄的、载于一张薄纸上的稀世墨宝，许多观众们在赞叹之余也不禁发出关切——这些年代久远的书画类文物，是如何历经岁月留存至今，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好它们？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成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部主任白玉川。

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纸张，年代有多久？

      此次“汉字中国”特展上展出的纸质文物中，年代最久的来自唐朝。

      比如从成都市一处唐代墓葬出土的纸本真言，用大麻纤维、苎麻纤维和竹纤维3种造纸纤维制成。上面印的图案虽已看不太清楚，推测应为佛教法器、手印、花蕾、绶带等。

      除图案之外，这部“佛经绘本”上还有楷体汉字书写的佛经真言名称，可辨认的包括《十字佛顶真言》《一字顶轮王真言》《佛眼真言》等。

      国家一级文物、来自安徽博物院的《无款敦煌写经残卷》，也是珍贵的唐代纸质文本。

《无款敦煌写经残卷》

      还有五代时期的《雕版印刷佛经卷》，来自洛阳博物馆，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雕版印刷作品，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相对而言，宋代的纸本文物更为丰富——除了前面提到的辛弃疾《去国帖》外，“汉字中国”现场还展出了西夏时期（1038~1227，与宋代大体同期）的西夏文印本《三才杂字》残片；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方圆庵记》拓本；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楷书《大运帖》之宋拓本，以及宋徽宗赵佶的行书《方丘勅卷》真迹等。

赵佶行书《方丘勅卷》真迹

       这当然不是博物馆展出的现存年代最早的纸本文物。现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灞桥纸”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已知年代最古老纸质实物。

      1957年5月，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位置，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土室墓葬，墓中一枚青铜镜上垫衬着麻类纤维纸的残片，这些纸片被文物专家们命名为“灞桥纸”，距今已有2100余年。

灞桥纸残片

      鉴定发现，这暗黄色的纤维碎纸片，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间有少许苎麻。应该是经过了切断、蒸煮、舂捣及抄造等处理过程，只是加工程序较低，应该是用来包裹物件而非用于书写的粗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的的5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份绘有地图的纸张残片，其年代应为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年~前157年），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也是最早的纸绘地图。

西汉时期的最早纸绘地图 

水是文物病害之源，也可以是保护之伞

       白玉川告诉记者，对文物的保护分为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

    “过去多以抢救性保护为主，因为文物保护资金有限、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匮乏、文物保护理念限制，更多的文保力量只能投入到病害严重、亟需“救命”的文物。”白玉川解释说，“随着文物保护理念逐步提高、文物保护技术日新月异，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预防性保护的方式逐渐成为文物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所谓预防性保护，主要是指通过科学的防护或加固等技术措施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对文物本体进行保养、保护，同时对文物的赋存环境进行控制，以减少文物病害发生的可能、减小病害对文物造成的损害。

      还有一点：任何当下的保护措施，都应给今后的保护留有余地。

五代时期的雕版印刷佛经卷

      据白玉川介绍：成博每办一场展览，都要针对每一件展出文物专门制定保护方案，确保文保、展陈、设备和安保等相关部门在相互对接需求时各个细节都不疏漏，每件藏品都能获得最佳的展陈和保存条件。

    “举个例子，比如某件文物对光线比较敏感，那照射到它的灯光就要特别去调节。”白玉川说，“还有，如果是金属器，那它下面的展台就不能是木质的，因为木质属酸性，可能会让金属器与展台接触的地方受到轻微的腐蚀，虽然极为轻微，在三个月展期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一定要从源头上避免。”

      毕竟古老的青铜器都已历经数千年沧桑，“现在看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再过上十几二十年、几十年，很可能就不一样了。”白玉川说，“为了尽可能久地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就必须非常小心地预防各种不利因素。”

西周时期的史墙盘

      与坚固的金属和石器等相比，如纸本、漆木器和竹器这样的有机质文物，保护起来当然更难。此前在成都博物馆官微的留言中，就曾有读者提问：展出的书画类文物，薄薄一张纸，是怎么保存至今的呢？

      白玉川说，其实只要条件够好，保存千年也不是难事。

      这个够好的条件，首要就是干燥。水是生命之源，这“生命”自然也包括霉菌、蠹虫、白蚁等严重危害有机质文物的微小生物。

西汉墨书麻纸，玉门关小方盘城南侧废墟中发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汉代墓葬遗址中先后8次发掘出土了西汉麻纸，其中仅有一次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出土，其余7次都是在新疆、甘肃、陕西等气候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

   “从古建筑保存情况来看，南北区别也很明显。”白玉川说。“南方地区古建筑的年龄普遍比北方短，潮湿的环境就是元凶。”

      但有机质文物与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对立，在理想的条件下，水也可以提供极好的保存环境——西汉海昏侯墓中的大量漆木器，刚被考古人员发现时，几乎都是泡在水里的，历经两千多年，依旧保存完好，就是因为墓室里的地下水已形成了密封的绝氧环境。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木器

      白玉川告诉记者，此次借展的各文物单位中，出借了多件珍贵书画文物的上海博物馆就对藏品保存条件提出了特别要求：这批书画作品周围湿度可以略高一些（60%左右）。“因为上海的气候本来就比较潮湿，这些纸质文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相对潮湿的环境，如果突然让它们周围的空气变更干燥，反而不好。”

上海博物馆的周天球行书《陋室铭》（明代）

      湿度的剧烈变化，会导致文物内部的可溶性盐类随着水分的运动不断溶解、富集，造成酥碱松动，显然不利于文物保存。白玉川说，这种影响对古代壁画尤为有害，是壁画中最严重、危害最大、最难治理的一种病害，“就像文物的癌症，从内部将其瓦解。”

纸寿千年 穿越时光颠沛流离的“幸运儿”

      虽说变化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态，但文物最怕的就是变化。除了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外，同样重要的就是维持文物保存环境的稳定。

      换个角度来看有机质文物，你会感觉它们非常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传奇般的超级长寿之人，很老，又很年轻。

      比如传世文物，就像是在岁月沧桑中“锻炼”了很久的人，多年来已经一步步适应了现在的气候环境，状态相对比较稳定。“而那些从墓葬里出土的有机质文物就非常脆弱，因为它适应的是地下的温湿度和菌群状态。”白玉川说。

赵孟頫草书《急就章册》

      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对这些“长寿之人”时，所采取的态度亦如医生对待不同的患者，最好是从出现“亚健康”开始就采取干预措施，精心调理，并且要针对各自的“体质”和“习性”，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比如，有些纸质文物用料精良，就像先天体质强健的人，哪怕遇到保存环境稍差一点，也能“挺下来”；还有些或许自身质地不够结实，但处于较理想的保存环境中，就像那些身体调理得当、生活环境极佳的人一样，也能“活很久”。

米芾行书《方圆庵记册》（宋代）

      文物保护始终秉持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不是要让这些文物‘返老还童’，而是要让它们‘延年益寿’。”白玉川说，“所以有些观众在看到一些表面有锈迹的铜器时会说，为什么不修复得光亮如新呢？那是因为一些非活动性的病害状态，如果已经和文物本体保持了稳定的共同存在，去掉它们并无益处。”

      说到此次“汉字中国”展出的书画作品等纸质文物，白玉川也感叹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珍贵和难得，尤其是那些唐宋年间的。“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纸质文物，绝大部分都是清代的，明代都少很多，元代的更少。”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伯远帖》是唯一传世至今的东晋书法真迹

      纸寿千年”只在相对理想的保存状态下，现实中我们得到的是“幸存者偏差”——那些穿越了千年时光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画，都是从离乱、战火、病害中一路颠沛流离下来的极少数“幸运儿”。

      未能幸存的大多数，早已湮灭于历史尘烟中。

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为例，这“二王”的真迹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动荡后，便已        丧失大半——被桓玄投入长江，被萧绎放火烧毁……到北宋末期，皇宫所藏的二王书法还有200余帖，至北宋覆亡之后，二王的书法真迹便再也找不到了。

王羲之《丧乱帖》摹本

      白玉川一直记得自己初见莫高窟时的惊艳。“尤其是开凿于西魏年间（公元6世纪）的第285号窟，洞内壁画色彩鲜艳如新，你根本都不相信这是将近1500年前画上去的……”

莫高窟第285窟内的彩绘壁画依然鲜艳如初（图据受访者）

      尽管已经下了最大的力气保护，终有一天，在某个遥远的未来，这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也会消失，一如无数同样辉煌灿烂过的古代文明。正如那个长寿之人的比喻，“再怎样延年益寿，也不可能保持永生。”

      当难得的观展机会来到眼前时，珍惜每一次相隔千百年的对视，将它们记在心中，也便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