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2300多年城名不改，3000多年城址不迁，自古便是富庶之地。从“扬一益二”到蝉联《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榜首，从列备五都到建设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岁月长河见证了成都的成长。

城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商贸交易，商贸交易离不开货币流通，货币的发展流转是经济繁荣与否的佐证。作为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成都作为沟通南北、连接中外的要冲之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其诞生的故事经历了漫长时光，依旧为现在的我们津津乐道。

金错刀：

中国第一枚大钱币

“一刀平五千”铜刀币  新莽  

“一刀平五千”铜刀币是由建立了短暂新朝的西汉外戚王莽在第一次货币制度改革中所铸造的，外形酷似我们今天的钥匙。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环部上下篆文“一刀”两字，刀身“平五千”三字垂针篆书写；“一刀”二字在圆钱上，阴文错金；“平五千”三字在刀身上，阴文模铸。其中“平”字是“值”的意思，故表示一枚刀币价值五千。钱币上的铭文书写流畅，气势生动，承袭了战国时期币面铭文“一笔过”的特征。

“一刀平五千”铸造精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因此又称“金错刀”。错金是汉代最盛行的工艺，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东汉张衡在《四愁诗》曾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一刀平五千”的发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五百、五千的大钱，也是首次开创了主次结合的分级兑换货币制度。同时，“金错刀”的出现也代表着彼时商贸发展的繁荣昌盛。

成都博物馆馆藏的“一刀平五千”铜刀币出土于成都市高新区周家山崖墓，这样的铜刀币在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等博物馆也有出土展示。可以看出蜀道虽难，但商贸往来、货币流通并无影响。“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浓缩于这枚钱币中，勾勒出一幅秦汉盛世画卷。

汉兴钱：

开创中国年号钱先河

“汉兴”铜钱  成汉

两晋十六国时期，战乱四起，氐族李寿攻入巴蜀在成都称王，以汉兴为年号。为方便辖区货币流通管理，令废除旧钱制，铸造新钱币，并统一货币与年号同步，钱文“汉兴”，我国第一枚“年号钱”由此诞生。

汉兴钱按钱文的排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排列，俗称直汉兴；一种是右左排列，俗称横汉兴。横书比直书少见，形制均甚薄小，钱重一克左右。

汉兴钱的出现不仅开创了我国年号钱先河，在钱币文字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六朝以前，钱文都用篆书；六朝以后，则多用隶楷。汉兴钱的钱文便已近隶楷，其造型生动反映了中国书法的发展，也为我们研究南北朝历史提供了实物作证。

“交子”：

世界最早的纸币

南宋“钱引”（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汉代起蜀地就与各地区有着日渐频繁的贸易交往，蜀地货物遍及全国，各个商贸通道上均有蜀商、蜀地风物的身影，钱币在商品交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汉代开始蜀地就出现了铁钱，但直至北宋初年，铁钱才成为这个地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铁钱因重量过重，不方便携带，也造成了实际的交易不便。李攸《宋朝事实》中曾引述张若谷、薛田二人奏文中的话说：“川界用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四川的钱，每十贯的重量有六十五斤，大钱一贯也有十二斤左右。在街上做买卖，用到三至五贯钱时已经拿不动了。《宋史》中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赵安易回忆说：“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如此换算一下，买一匹罗，需要拉去130斤的铁钱，其中不便可想而知。

经济的日渐繁荣让交易量不断上升，这和货币不便携带的矛盾逐渐凸显，使得正常经贸也开始受到影响。而此时四川正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在印刷术上成都有着“宋时蜀刻甲于天下”之美誉。民间“交子铺户”应运而生：商人把沉重的钱币存进交子铺户，需要用时再支付保管费后提取。此处的“存折”就是“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最初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的是商号和铺户的信用。交子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钱币流通，为大家解决了重量问题，深受百姓们欢迎。

随后，民间交子在地方官几番推动之下，终于于天圣元年（1023年），由官方设置“益州交子务”，次年正式发行“交子”纸币，世界上第一种纸币就此诞生。清《续通典·食货》对这样的情况也有清晰的记载，到宋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直到熙宁初年，民间伪造交子已经罪同伪造官方文书。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会子和钱引纸币，使得我国在南宋时期就全面进入了纸币流通时代。短短数十年，已经具备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交子的出现比欧洲纸币早了六百多年，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勇往“钱”行 

城市魅力的彰显

“大顺通宝”铜钱  清初

南宋晚期至元，成都经历了多次战火，一度成为废墟，直到元代中期才生产、经济与人口数量逐渐恢复，通往外界的道路并未断绝，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特别描绘了成都繁荣的商贸和发达的河流运输业，并赞叹成都为“壮丽的大城”。明清时期的成都，商品经济发达，生活内涵丰富，手工业在原有基础上发声新变化，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也更加频繁。始于清初顺治年间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为成都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也铸就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城市底色，四方移民入川也带来的各自地区铸造的银锭和铜钱，如明末张献忠入蜀，铸造了大西国铜币“大顺通宝”，铜钱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而成都市区也出土大量“顺治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铜钱。其铸造地有京师、山东、河南、陕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南（今江苏、安徽）等，是各省移民来川的实物见证。

成都不仅是最早的东西方文明交汇地，也是自古以来文人、商贾热衷的“打卡地”，“自古诗人例到蜀”，历代文人骚客在成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成为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描绘；而在古代西方人的记述中，不仅有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称赞成都的壮丽雄伟，法国旅行家古德尔孟则认为成都是“东方巴黎”，更是成都城市文化与城市营建国际影响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