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长春

2600年前，鲁国一位负责祭祀的官员（一说为鲁国大夫奚斯）在赞颂鲁僖公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丰绩时，用“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表达了美好祝愿。彼时，财富与长寿、健康平安、修行美德、善终一道被视为人生五大幸福（《尚书·洪范》），家庭殷富被视为“大吉”（《易·家人卦》）。究其缘由，皆因“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篇》）、“人之情，……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荀子·荣辱篇》）。

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可谓世殊时异：先秦卫国有一对夫妻曾祈祷“无故得百束布”（《韩非子·内储说》，布即布泉，帛币之别称），秦汉之际民间信奉“辛巳生子，吉而富”（睡简《日书》），西汉俗语有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汉书·贡禹传》），唐宋时有“祀先人，得财”的说法（《敦煌遗书》），宋明以来赵公明、关羽、比干、五路神等博大庞杂的财神谱系可谓蔚然大观。

时至今日，许多古老的祈财民俗或已成为历史遗迹，但聚财纳福的心愿以及对富足生活的追求却始终如一，不论乡村亦或城市、国内亦或海外，祈求财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依旧屡见不鲜，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演化出全新的祈财文化形态：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恭喜发财》、网络社交平台的“锦鲤”抽奖活动、“I WANT YOU TO GET RICH”财神表情……

值此牛虎之交、新春之际，成都博物馆推出的“富贵长春——中国传统财富文化展”为我们首次掀开历史层层帷幕，聆听文物娓娓细语，探寻传统财富文化中贯穿始终、最深层次的精神认同，展开一场超越媒介、超越地域、超越内涵的文化神交。

01 超越媒介

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的重要媒介，汉字脱胎于图形而兼具声意，抽象转化为笔画结构，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认识以及内在的情感道德，历来皆受重视，古人自然也会将祈求财富的愿望寄托在传承性极强的文字之中。

秦汉建筑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第一个高峰，在装饰上出现了种类丰富的文字瓦当，在这陶土塑造的小小天地之中，寄托了当时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其中尤以祈求财富为著。如西安大兴善寺出土的“日利千金”（《陕西金石志》卷五），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出土的“大富贵”（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此瓦出于蜀宫遗址），以及历代金石志中记载的“富昌未央”、“亿万长富”、“千秋万岁世利宜富”、“殷氏富贵”、“方春富贵”、“万岁富贵宜子孙也”等。物产丰足、地位显贵、生活幸福、长宜子孙，是汉代民众对世俗生活追求的共性，也是彼时“美好生活向往”的最佳注脚。

“富贵万岁”铭陶瓦当

北魏（386-534年）

大同市博物馆

祈财吉语不仅在建筑装饰上大放异彩，也隐藏于日常居家生活的工艺品之中。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铜镜上多有祈财铭文，而且随着铸造工艺的日趋成熟和商业经济的兴盛，铜镜由西汉及其以前的权贵豪族奢侈品转变到东汉以降的普通百姓日用品，祈财铭文也从“大乐贵富”、“长贵富”逐渐转变为“常富贵”、“家常富贵”、“家当大富”、“日有喜，月有富”等，并与家庭幸福、生意兴隆、健康长寿等相融合，展现更为丰富具体的美好愿望，如“熹平三年（174）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竟（镜），广汉西蜀，……买人大富，长子孙，延年益寿，乐未央兮”，“辟除不详（祥）,宜古（贾）市”,“太康三年（282）十二月八日，……宜吏人訾财千万，子孙富”。

“长命富贵”铭铜镜

明（1368-1644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深受汉晋隋唐佛教造像风尚以及宋明以来商业经济和民俗文化发达的影响，人们逐渐将祈财媒介的焦点从抽象的吉祥文字转向具象化的神灵形象。从两宋时期的“财门钝驴”“回头鹿马”版画印刷品，明清时期的财神宝卷、年画、剪纸，到祠堂庙宇里的赵公明、关羽、比干、范蠡、五显神等惟妙惟肖的财神造像，丰富的图形更便于呈现表达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寄托在财神身上的希求期望与道德理想。

关公像图轴

清（1644-1911年）

大同市博物馆

赵公明像图轴

清（1644-1911年）

大同市博物馆

然而，财神形象这一新媒介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作为旧媒介的吉祥文字的消亡。在财神形象风靡于世的宋元明清时代，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陶瓷之上，惊喜的发现祈财文字生命力之顽强。河北邯郸磁州窑出土的“利市大吉”碗，陕西铜川耀州窑出土的“富贵”青瓷碗，甘肃华池出土的“福禄招财”白瓷碗，江苏镇江出土的“招财利市”白瓷碗，皆是两宋时期制瓷业为适应广阔的市场需求满足消费者祈财心理而造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尊曾供奉于河南济源关帝庙的明崇祯青花云龙三足炉，侧有“河南怀庆府内县客人冯运喜奉香炉一个，祈保买卖亨通万事大吉”题记文字，足见旧媒介的吉祥文字与新媒介的财神形象常常共聚一堂。

红绿彩“富贵长春”铭瓷碗

金（1115-1234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02 超越空间

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财富文化的发展历程，那非“百川汇海”莫属。诞生于不同地域、反映不同愿望的祈财民俗，在历史长河之中交流、碰撞、融合，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财富文化。而其中以摇钱树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财富文化符号，因其极强的普遍性，直观的表述和传达功能，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成为文明共有的祈财印记，日久弥新，生生不息。

摇钱树可谓民间最为人所熟知的祈财吉祥物之一，取材现实中树木秋落春生循环往复的现象，通过奇妙的幻想，塑造出长满金钱、摇之不尽的宝树形象。从目前已知最早的摇钱树是西南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一带考古发现的大量汉魏时期摇钱树（包括钱树座和残件）明器，青铜铸就的叶片之上有各式各样的钱币图像（主要为五铢钱、莽钱）。1940年代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刻有钱树和取钱的人物，其中有一人左手正在摘取树上的钱，“右手持一钩柄之物，似以击钱”。

这种独特的摇钱树，似源于古蜀时期的神树崇拜。据《山海经》《淮南子》记载，都广之野的建木“众帝所自上下”，若水出焉的若木“其华照下地”。这些位于巴蜀地区的神树或为联通天地的天梯，或为太阳的栖息之所。三星堆出土的商周青铜神树，是古蜀先民心中能够沟通人神、连接天地、承载太阳的神树的形象化写照。秦并巴蜀后，“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致使巴蜀“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成都“侈侈隆富”“列备五都”。这批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以富相尚”，留恋“居给人足”“货殖私庭”的富庶生活，汲取了古蜀神树的神话形态，将花、珠、鸟、龙等神话图案替换为大大小小的钱币，把通天神树与升仙信仰相结合，创造出随葬品摇钱树，寄托上升仙界与仙人为伍、轻松拥有富足的美好期望。

西王母陶座铜摇钱树

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目前考古发现的青铜摇钱树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地区，辐射涵盖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等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且魏晋以后并无出土，且文献阙如。单从这一角度来看，摇钱树似乎并不能成为文明共有的祈财印记。但不可忽略的是，青铜摇钱树主要展现汉魏时期该地域豪门大族的丧葬习俗，高昂的铸造成本并不适用于普通百姓。再者，“汉人认为死后的地下世界，即是生前世界的延续；生前富贵者，死后仍是富贵”（萧登福《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作为明器的青铜摇钱树应该在现实日常生活之中有着相对应的、大众化的祈财符号。这种祈财符号因其强烈的普遍性、便捷的获取方式和直观的传达功能，突破地域文化限制，在更加世俗化的普罗大众之中广为流传。我们可以从东汉末年的名士邴原在辽东的经历中窥得一二：“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邴原在路上捡到钱币并系在树枝之上本是无心之举，但当地百姓确争相效仿并称该树为神树，或许能从侧面反映出普通百姓能够获得的摇钱树形态——在真实的树枝上系上钱币，联想秋落春生循环往复的现象以寄托发财致富的心愿。这一主流传统不屑关注的民间习俗，虽于文献典籍中鲜有记载，却能在世俗社会中广泛流传，延绵不绝，推陈出新。《燕京岁时记》记载了清代北京民间流行的摇钱树，“取松柏枝之大者，插于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山东潍坊杨家埠清代年画中，有一幅称之为“摇钱树”，内有一株结满金钱的摇钱树，树下众童子持筢子搂钱，当地称此年画“炕头画”之首。京剧、豫剧、越剧中皆有改编自清代传奇《天缘记》的剧目《摇钱树》（又名《四仙姑下凡》《摆花张四姐》）。

铜钱树

清（1644-1911年）

中国财税博物馆

03 超越内涵

宋元以来民间崇拜的人格化、形象化的财神，大多并非“生来”就专司祈财，而是来自于先祖圣贤、菩萨罗汉、道教神灵甚至历史名人等，他们被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的人推选而出，成为代表他们祈财愿望和道德理想的偶像。至此在普通大众的眼中，这些神灵或者人物超越了他们原本的身份和内涵，“转职”成为一群财神。

在大乘佛教经典中，弥勒菩萨又称未来佛，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将于未来世界降生修道，而未来世界多产各类财宝，随手可拾。弥勒信仰传入中原之后，“融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于一体，融印度佛教出世观念与中国传统入世观念于一体”（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从原本璎珞天衣、修长有型的印度风格，历经傅大士至布袋和尚，最终形成汉人面孔的丰腴硕腹、笑口常开的喜乐形象。如此一来，笑口常开的亲切脸庞、给人无限遐想的神奇布袋、预示着未来世界财宝满地的弥勒，自然而然被尊为“笑财神”，民众将弥勒的神圣形象、济世精神与世俗的祈财愿望相结合，赋予了这尊神灵和气生财、吉利福气的意义。

自晋代以来，道教神灵赵公明主要是能致人疾病的瘟神。《搜神记》称其“督数万鬼下取人”，《太上洞渊神呪经》亦言其“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瘟神的设定与其专司杀伐的武将身份，以及疫病在古代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息息相关。传至元代之后，为了适应日益广泛的民间祈财信仰的需要，赵公明开始兼顾善神、福神、财神的职能。明清时在《封神演义》等通俗文学的大力推动下，赵公明携手下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四位司财小神，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正财神。此外，赵公明在清代江浙地区不仅成功“转职”，甚至连族籍也变成了“回族”。这或许源于宋明以来江浙地区的海上贸易多与阿拉伯人有关，《癸辛杂识》记载：“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身家富庶的阿拉伯人在江浙地区经商贸时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有“回回进宝”的俏皮俗语。

彩绘木雕赵公明财神坐像

清—民国

成都博物馆

鎏金赵公明铜立像

明

武当博物馆

三国蜀汉名将关羽本与财富毫无干系，且宋元以来，国家大力美化、圣化、神化关羽，将关羽塑造成为忠、义、勇、信、仁的化身，成为儒将的最高典范。明清时期，关羽更被提升为与孔子并称的武圣人，加上《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寿山芙蓉石关公坐像

民国（1912-1949年）

厦门市博物馆

关羽所以能够获得财神的职能，并大有超越赵公明的趋势，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关羽的最高道德偶像身份密切相关。经营求利是否合乎伦理道德，成为当时处于社会道德弱势地位的工商业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需要从关羽身上汲取忠、义、信，在保佑自身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同时，推崇“以义取利”，践行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理念：于外信义，消解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于内忠诚，加强管理和约束，形成极具中国传统色彩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道德标准。

鎏金彩绘关公铜立像

明（1368-1644年）

武当博物馆

尤其到了近现代，关公不仅被选为各个行业甚至整个工商业的守护神，在海外更成为所有华人的精神支柱，对内可凝聚涣散的力量，激发勇敢进取的动力，对外可提振团体士气，奋力抵御外界超经济强制力量的侵害，维持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底蕴深厚且与时俱进的生存方式。

主要参考资料：

吕微《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

张富春《中国古代祈财信仰研究》

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

高文、王建纬《摇钱树和摇钱树座考》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

展览信息

富贵长春——中国传统财富文化展

2021年12月28日——2022年3月20日

成都博物馆三层临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