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蜀之路

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位于成都平原北缘的汉中北依秦岭，南濒巴山，是沟通秦岭南北的重要地带，为曹操和刘备的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事实上，汉中如同入蜀出川的咽喉，一方面掣肘着两地，一方面也发挥着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发源于汉中平原的汉水更是连接中国西部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的重要纽带。

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关隘，在千年时间里自然也是迎来送往了无数的枭雄豪杰，走卒商贩，自然也成了众多文物的“集散地”。

 汉中风貌

汉中平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基本上发现于城固县和洋县两县境内，故称之为“城洋青铜器群”。据传早在清代，洋县就出土过青铜器。自上世纪50年代至2004年，当地已在19个地点发现青铜器33批。城洋青铜器基本上是群众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偶然发现，发现地点多为岸边地势较高的台地，集中在湑水河下游的两岸，流经两县的汉江及其支流沿岸也是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方。目前，城洋地区发现和征集的青铜器计有七百余件。

 汉中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图

 1964年发现的洋县张村铜器点

青铜聚落  联通秦蜀

城洋青铜器种类多样、特征鲜明，包括各类容器、兵器、工具和仪仗等，这其中的青铜容器包括鼎、鬲、甗、簋等食器、罍、瓿、卣、尊、觚、爵、斝、觥等酒器和盘等水器，它们均呈现出中原商文化的典型特征。器物上所饰的兽面纹、云纹、连珠纹等也是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证明了这一时期汉中平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陕西汉中洋县小江乡张村出土涡纹铜罍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河南安阳出土爰罍

河南省安阳市文物工作队藏

目前正在展出的“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中展出了一尊汉中出土的亚伐方罍。它体型高大、制作精美，左耳内侧相对的器壁上铸“亚伐”二字，“亚伐”为族氏名。如此方罍一样铭以族氏名号，在族氏名号外加上死去祖先的“日名”（即在“祖”、“父”、“母”等之后加上甲、乙、丙等十干）或单独铭以“日名”、作器者名的，都是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比较常见的形式。

有趣的是，在河北灵寿也有出土同铭铜卣。因此，亚伐方罍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是商代汉中平原与中原及其以北地区文化沟通的重要实物资料。

然而，城洋青铜器也并非完全照搬商文化的同类器，而是在某些容器中加入了本地或周邻地区的文化因素，如四足鬲等，颈部饰弦纹、肩部有立鸟装饰的高圈足尊与四川、湖北和湖南等地的铜尊相近，具有明显的南方风格。

陕西汉中城固县宝山苏村出土亚伐方罍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亚伐”方罍铭文拓片

河北灵寿出土“亚伐”卣铭文拓片

盖器同铭，上盖，下器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城洋青铜器群中发现数量较多的，一是人面形和兽面形的面具（面饰），一是兵器。

人面具（饰）和兽面具（饰）极具地方特色，可能用于礼仪祭祀活动，也可能是盾饰、车马饰等饰件。此类面具（饰）在全国多个地方商周遗存中都有发现，比如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均有出土的青铜或金质人面具、青铜兽面具，关中平原、陕西、河南、北京、江西等地也出土有人面具或人面形器。这些地区出土的面具形态各异，地域特征鲜明，在功能上可能也存在差别。

城固苏村出土铜人面具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人面具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出土金面具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兵器也是城洋青铜器具有特色的一类器物，包括三角援铜戈、长援直内戈、曲内戈、柳叶形剑、矛、钺等。这些兵器数量众多、制作精良，其上所饰的蜈蚣纹、蛙纹等十分特殊。其中，三角援戈在中原和关中的商代中晚期遗存中也有发现，至西周中期以后，三角援铜戈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并成为巴蜀式兵器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长援直内戈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成都金沙有发现。这些地区类似兵器的发现也反映出地区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

陕西省汉中洋县范坝出土长援直内戈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出土长援直内铜戈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那么，城洋地区持有这些青铜器的人群是古代的哪个族群呢？鉴于这些青铜器与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有颇多相似点，有学者认为它们是蜀人的遗存。也有学者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提出了城洋青铜器巴人说、氐羌说等说法。还有学者认为城洋青铜器所代表的应是与周王朝敌对的一个古国，不属于帮助周人灭商的蜀人，也不属于巴人，其名称还有待考证。无论如何，汉中地区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充分证明了四川地区尽管山岭险峻，但并非封闭自固的，在“秦蜀之路”上，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流和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