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现状如何？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片情愫。作为海外博物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堪称翘楚。博物馆副馆长沈辰博士以其多年的研究经验和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海外中国文物流传和收藏的故事。

采访嘉宾介绍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Vice President）兼任世界文化部主任、东亚考古研究员，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与东亚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立青学术讲座教授。沈辰博士负责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6万余件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文物及其展厅陈设，并与中国文物单位在该博物馆举办过《三星堆文化》、《中国秦兵马俑》和《紫垣撷珍》展览，为中加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Q ：您在不同的媒体上都介绍过 ROM 丰富的中国藏品。您可以为我们概括一下这些藏品的特点吗？

沈辰 ：ROM 有 104 年的建馆历史，虽然相比大英、大都会、卢浮宫等欧美老牌博物馆显得年轻，但相对于仅 150 年建国史的加拿大来说算是非常 “古老” 了。ROM 是加拿大最大且最重要的集艺术、文化和自然历史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除收藏有四万余件中国文物外，还有相当多的来自中国的矿物、动植物、古生物标本。 就藏品数量而言，ROM 仅次于藏有超过五万件中国文物的大英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二大博物馆。

就藏品种类而言，ROM 收藏的中国文物不仅限于艺术类，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和历史类文物。如名扬古文字和考古学界的明义士藏甲骨文，就是极具研究价    值的藏品。ROM 藏中国文物的种类十分齐全。我在 ROM 工作的二十多年间，接待过许多来自国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可以在 ROM 找到各自希望研究的实物。可以这样说，ROM  有着种类最为齐全（comprehensive）与实物分类最为多样（diversified） 的中国文物藏品。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外景

Q：那么这些中国文物是如何入藏贵馆的？

沈辰 ：ROM 的中国文物大多数是在 20 世纪初入藏的，主要集中在 1907 到 1934 年间。与其他海外博物馆一样，ROM 收藏中国文物的途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从世界文物市场上收购，二是藏家和社会人士的捐赠，三是博物馆有策略性的征集。

ROM 最早收藏的一件中国文物是首任馆长查尔斯·柯雷利（Dr. Charles Trick Currelly） 于   1907   年在开罗收集到的汉代绿釉陶。柯雷利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是埃及考古，他意识到，对埃及古文明的研究离不开对同样具有渊远历史的中国古代文物的了解。 于是他便开始收集中国古代文物。大约从 1908 年起，ROM 开始大量收购中国文物。1918 年以前，ROM 的大部分中国文物都来自伦敦著名的东方艺术古董公司S. M. Franck  and  Company。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物交易市场在英国伦敦。而伦敦市场上的中国文物主要由北京、天津及上海的代理人供应。在西方收藏史上名气最大的当数     中国文物早期的国际市场代理人卢芹斋。约从   1903   年开始，伦敦和巴黎收藏家们的中国文物几乎都经卢氏之手购入。我曾在一篇关于吴大澂的文章中提及几名上海古董 商，但他们主要活跃于 20 世纪 30 年代，都晚于卢芹斋。而在中国本土古董商崛 起之前，在华的外籍人士早已掀起中国文物收藏热。那些常驻中国的外国商业金融    代表开始通过中国当地的商贩收购中国文物，再借助自己的关系网将其运送至国外。就ROM 的文物收藏而言，1918 年乔治·克劳弗斯（Patrick George Crofts，公元 1871 ～ 1925 年）的出现极其关键。克劳弗斯曾长期在天津的永福洋行从事皮货贸易，他利用天时地    利从天津收购大量中国文物，成为包括S. M. Franck 公司在内的伦敦东方艺术品市场的 供货人。1918 年，克劳弗斯参观 ROM 时发现，自己卖给伦敦古董商的中国文物，竟 被 抬高了四倍价钱转卖至此，他对伦敦古董商的贪得无厌深恶痛绝，并从此与   ROM   的时任馆长柯雷利结交为友。

自 1918 年起直至 1925 年去世之前，克劳弗斯坚持为属于英联邦的加拿大新兴博物馆提供中国文物，竭尽全力搜集最好的文物并以接近成本的低价出手。当时加拿 大的博物馆不像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等可以接受社会上有实力 的企业和个人的财力支持。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部分，以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皇家安 大略博物馆的所有藏品都源于部分董事会成员的资金支持。由于克劳弗斯的倾力相 助，ROM 才得以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收购上乘的中国文物。

克劳弗斯去世后，ROM 的中国文物收藏主要依托怀履光（Bishop William C. White，公元 1873 ～ 1960 年）。他在河南开封做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时，适逢 1925 年修建京广铁 路、陇海铁路，河南各地流失了大量古物。当时国外许多博物馆都偏好精美的传世品， 对墓葬出土器毫无兴趣，而在中国传教近 30 年的怀履光则对出土文物格外关注，直到 1934 年怀履光离开中国。

前研究员许进雄博士早年在博物馆研究馆藏甲骨文

20 世纪中期中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文物出境，此后 ROM 的中国文物收藏途径便转向了有策略性的征集，同时扩大了接受藏家和社会人士捐赠的力度。1960 年明义士（James M Menzies，公元 1985 ～ 1957 年） 的家人不仅将其中国藏品无偿捐赠给 ROM，而且还捐赠 4万加元作为博物馆研究明义士藏甲骨文〔  图 3〕的专项基金。1990 至 1995 年间，ROM 使用列维博士（Dr Herman H. Levy，公元 1902 ～ 1990 年）1500 万加元的遗产捐赠，在纽约和香港古董市场购买了  300余件中国文物。长久以来，ROM 一直接受着来自多伦多地区和加拿大居民捐赠的家藏中国文物。近年来，博物馆还收到纽约大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公元 1929 ～ 2014 年）的遗产捐赠，其部分资金也用于征集中国文物。

Q ：从文物市场收购和策略性征集两种入藏途径有何不同？

沈辰 ：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形式上相同，都是博物馆出资购买，但前者主要是20世纪初的手段，后者则是博物馆目前采用的方式。两者虽然在市场操作层面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 ：如今，博物馆征集中国文物再不是海选了， 而是更理智、有策略性的征集。博物馆有专门的征集经费，由馆内各个领域的典藏    研究员（curators）通过申请和竞争的方式获得。其中申请报告要求研究员将目标征集    文物与博物馆的发展宗旨（missions）相结合，并论述其收藏意义和入藏后将如何发挥    展示和宣传的作用。整个文物征集过程，促使每一位博物馆研究员必须对本馆收藏策 略和政策了然于心，再有目的地与藏家或有信誉的古董商长期沟通、鉴定藏品质量、了 解藏品历史渊源后，才能向博物馆征集委员会提交征集申请报告。2014  年，ROM  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 “紫垣撷珍——明清宫廷生活文物展” 特展前夕，我通过申请并获 得露易丝·郝丽·斯通基金会的藏品征集基金，为 ROM 成功入藏了一件万历款的黄釉碗。

 万历款黄釉碗

不久，通过一位专门为博物馆提供藏品的伦敦古董商，ROM  又成功征集到一件明晚期出口日本的五彩花鸟纹竹形柄杯。

 五彩花鸟纹竹形柄杯

在博物馆征集中国文物的审核程序中，最重要的是明确文物来源。海外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即必须确定文物流失的时间和渠道。目前， 北美博物馆界制定了统一的入藏原则  ：必须提供文物在  1970  年之前合法流出原属国的证据。博物馆的这一收藏原则，不仅针对中国文物，而是面向所有入境加拿大的其他国家的文物和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换句话说，1970 年以后，任何以私人收 藏名义从中国携带入境加拿大的中国文物，如果没有中国国家文物鉴定机构和中国      海关批核的文物出境文件，再好再珍奇的文物，ROM 也不得收藏。

Q ：通过您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在 ROM 收藏中国文物的初期，一些传教士起到不小的作用，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交易的？

沈辰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文物流往海外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了解中国历史，理解文物中 的历史背景和象征涵义是他们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话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他们在西方的演讲和出版物，中国文化开始逐步被西方世界所认识并接受。以传教士为 媒介，中国文物早年流失海外也是西方世界对东方神秘文化充满好奇和渴望了解的  结果。那么，传教士通过文物市场收购的中国文物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博物馆收 藏的对象。

以怀履光为例，20 世纪 20 ～ 30 年代，他在开封通过古董商大量收购了安阳、洛阳等地的文物，这在客观上的确代表了当时西方国家强取豪夺中国文物的典型，  并因此在 20 世纪后半叶受到中国业界的抨击，一度声名狼藉。我在近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有意识地用一些原始档案资料  反映了他收购中国文物过程中的细节。不少材料也能说明，以怀履光为代表的   传教士在收购中国文物过程中只不过起   到了代理人的作用。传教士为博物馆收   藏文物而从事的交易和古董商纯粹为生   意而做的交易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   在文物交易中不谋私利，这也是由于传   教士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自律能力与较高   的道德意识。怀履光即使通过文物代理   赚得了钱财，其中大部分也用于当地修   建教堂和孤儿院。他常常联合红十字会  赈灾、救灾，为此民国政府曾多次给   予他嘉奖。ROM 就收藏着一批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民国总统为   怀履光颁发的奖状。

 民国总统颁予怀履光的奖状

我在这里并非要为怀履光辞咎，他为 ROM 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品评。我想要说清楚的是，传教士本着对保护中国文物、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良知和职责，在早年社会动荡时期， 常常为保存历史文物奔走呼吁、出资相助所做的努力。山西兴化寺元末明初的壁画，正是在军阀混战、面临摧毁的情况下，由怀履光呼吁 ROM 入藏并通过与北京古董商的交易才获得的。怀履光和北京古董商交易的原始契约今天还保存在多伦多大学档案馆。这幅壁画如今已成为ROM 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山西大型寺庙壁画中保存现状完好的稀世珍品之一。

民国初年，在国民政府尚未立法保护文物的情况下，大小军阀集团通过买卖    文物换取军火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当时真正抢文物、毁文物的是地方军阀， 他们将文物倒卖给各地的古董商人，再与海外藏家及博物馆代理人交易。由此催生    的国际文物交易市场体系中，国外的博物馆虽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有间接关系。30年代后期，通过传教士的文物交易骤然减少，一方面主要归功于民国政府颁布的首部 《古物保存法》，另一方面也因二战在亚洲爆发，教会纷纷召回传教士。怀履光就是     在这种大背景下1934 年回到多伦多，离开中国之前，他写信给 ROM 的馆长柯雷利，说他在中国替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使命结束了。因此，随着我们接触的史料越来越多，尝试以更广阔的视角重新回望历史时，对待他们自然也会持更客观的态度。

同时期在河南安阳，还有一位来自多伦多的传教士，名叫明义士。他因为收藏研究甲骨文，一度成为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前身）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字的洋教 授。在留存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他一直坚守不做文物买卖的事，也曾明确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其收藏的文物带出中国。他的藏品都是在田野中采集、在农 民家收集的残片和小件文物，并以甲骨文为主。据说，他在中国期间收藏有 5 万多件甲骨文，部分现藏于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等地。而另一部分在 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读博士期间，因为教会决定撤回，他的同事误将其藏品 当作个人物品一起运回了多伦多。这些藏品装满六个木柜，明义士生前一直没有开箱，准备当他下次返回中国的时候一同带回去，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物应该属于中 国。但当他心存遗憾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家人认为这六个木柜的中国文物最好的去 处是博物馆，因为在博物馆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和研究。

本文原刊于杂志《美成在久》

未经许可，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