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已有六十年的建馆史，旧址位于成都东风路大慈寺，1984年对外开放后曾引起轰动。2009年，成都博物馆新馆奠基，2016年建成对外开放，是西南地区迄今最大的城市综合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新馆所在的天府广场是成都城市的最中心。2010年，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两通记录蜀郡太守李君和裴君生平事迹的功德碑，其上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等字样，有学者认为东御街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的遗物，出土点可能为汉代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原址；2013年初，天府广场东北侧工地发现了战国晚期至汉代的石犀和东汉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台，发掘者认为石犀应与战国晚期李冰治水的历史事件有关，而建筑基台则可能是东汉晚期至蜀汉时大城的某个官署或宫廷机构遗址。也有学者认为，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均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天府广场东、北侧一带应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所在地。这些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均表明今成都天府广场区域在秦汉时已是城内一处重要的中心区域，实证了成都城址中心连续使用2300多年无变化的史实。

 ▲ 位于天府广场的成都博物馆

而屹立在这一“古老”中心的成都博物馆新馆，占地面积约17亩，建筑面积约65000平方米，与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美术馆、四川科技馆等建筑共同围合天府广场，奠定了现代成都城市文化中心区域的空间格局。古典与现代交融，历史与现实共鸣，成都博物馆用现代博物馆的陈列语言构筑了一个讲述古代成都历史的“空间”，在现代城市的中心为观众打开了一道通往古代成都的绮丽之门。

文物见证下的“诗意”成都

成都是中国西部中心城市、首批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十大古都之一。成都平原迄今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距今约5000年的什邡桂圆桥遗址第一期，文明由此启幕，渐成燎原之势；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古城址群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和金沙-十二桥文化不仅是古蜀文明的两座高峰，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秦汉之后，天府之国的富庶、芙蓉花都的迤逦、西南都会的繁华，如画卷一般徐徐展开……这座城市犹如一棵生长的树，根植在成都平原的沃土之上，迎风沐雨，通四海万宗齐聚，历磨难慷慨重生，最终成为今天这样一座活色生香的历史文化名城。

讲述这座城的诞生、发展与辉煌是成都博物馆的天然使命，而将文献记载中波澜壮阔的成都历史与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相结合是展览内容构建的基本方式。根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成都平原发现的宝墩文化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等或与之对应；天府广场东北侧发现的石犀，佐证了《华阳国志》中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的记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弋射收获画像砖、庖厨俑等诠释了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兴农桑”的富庶；陶俳优俑、舞蹈俑、集市画像砖、歌舞宴乐画像砖、车马出行画像砖、大小陶轺车勾勒出汉代成都城的“既崇且丽”；老官山西汉墓提花织机模型的出土，改写了世界织造史和机械史，还原了成都作为汉唐“世界织锦之都”的真实历史；老官山西汉墓出土的经穴漆人和“扁鹊”医简，填补了中医史研究空白，实证了西汉时期成都极高的医学水平；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汉碑记载东汉成都已“列备五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会；后蜀赵廷隐墓出土伎乐俑与永陵二十四伎乐相对应，是研究中国五代音乐史、中外音乐艺术交流的宝贵材料；成都江南馆街遗址、笮桥门遗址、天府大剧院遗址发现的宋代城市街道和排水系统体现出宋代成都发达的城市规划水平；明代蜀王府遗迹表明其营建参照京师皇宫规制，坐北朝南，一改成都城市原北偏东约30度的城市主轴，对成都城市建设影响深远……这些近年来成都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资料相互佐证，共同绘就了古代成都的美丽画卷。

 ▲ 汉代陶俳优俑

 ▲ 老官山西汉墓出土一勾多综提花织机模型

 ▲ 老官山西汉墓出土纺织人俑

 ▲ 老官山西汉墓出土经穴漆人

 ▲ 五代赵廷隐墓出土彩绘陶击鼓俑

 ▲ 五代赵廷隐墓出土彩绘陶吹箫俑

展览框架的搭建以时代和叙事主题相结合的方式，以大事件凸显城市发展节点的方式，在成都的文明进程中讲述成都的历史，并尽量运用有准确信息的考古出土文物，完整展示成都的恢弘历史。在展陈节奏上，着力突出成都古蜀文明的独特神奇、两汉天府之国的富饶、唐宋西南都会的繁华、明清省会成都的海纳百川，多角度彰显成都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品格，为当今成都宽广豁达的胸怀与乐观向上的气质寻求历史渊源。同时，策展团队注意到，成都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享有“自古诗人例到蜀”“蜀雄李、杜拔”的美誉。蜀中山水赋予诗人灵感，而诗歌则给予这座城市别样的情怀。展览主标题“花重锦官城”即借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名句来比喻成都历史文化的瑰丽与厚重，并选取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著名诗人咏成都的四句诗来勾勒成都历史上四个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部分“九天开出——成都”取自唐代诗人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全句为“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大气磅礴地描述了成都平原独具特色的地理、人文环境。四川盆地周环群山，成都平原位于“金盆地”的底部，古人谓之“都广之野”，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各方族群聚集，创造了辉煌的古蜀文明。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古蜀文明前后延续上千年，古蜀人开放、创新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第二部分“西蜀称天府”取自南北朝诗人卢思道的《蜀国弦》，“天府之国”是秦汉成都的鲜明标记。成都平原文明的崛起与治水相关，从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到杜宇、开明治水，再到秦并巴蜀，李冰传承蜀地特有的水工技术，因地制宜，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汉代成都是享誉全国的手工业基地，蜀郡制造的锦、漆器、铜器、铁器等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工艺水平，行销全国甚至境外，其中蜀锦更是南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成都和洛阳、邯郸、临菑、宛“列备五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大都会，形成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二次高峰。

第三部分“喧然名都会”是杜甫在《成都府》中对成都城的描述，也是唐宋成都繁华都市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成都与江南新兴商业城市扬州共同成为“号为天下繁侈”的全国经济中心，享有“扬一益二”的盛誉；益州大行台窦师伦对蜀锦工艺作了进一步改良，产品一时风靡世界，成都更有了“世界织锦之都”的美誉；唐代成都是全国造纸和雕版印刷中心，益州麻纸享誉全国，“西川刻本”盛行，1944年四川大学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堪称存世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北方战乱，而蜀地偏安，大批文人入蜀促进了成都城市文化的持续发展，在文学、音乐、绘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宋代成都经济繁荣、贸易发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此。唐宋时期的成都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这个阶段也是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三次高峰。

第四部分“丹楼生晚辉”借明代诗人杨慎的诗句比喻明清时期的成都。南宋末期的宋蒙战争以及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成都城市和经济屡遭破坏，人口急剧减少。但经过明清两代多次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后成都在废墟中崛起，历难重生，仍然发挥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引领作用。

四个以大时段为序的部分根据该时期的城市发展特征以小专题的形式进行阐释，结合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物，串起成都古典城市的发展脉络，重点突出、特征鲜明而又完整立体地重构了成都历史文化的发展面貌。

艺术表达与观众体验

“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位于成都博物馆二、三层，展陈面积共计约4060平方米。为了充分表达展陈内容，设计团队在最初的平面布局阶段便做了多种手法的尝试，最终在充分考虑现代化博物馆空间设计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实际情况，采用了相对于传统通史陈列更为灵活的组团式布局与通透式空间表现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多样化的展示语言和独特的博物馆表达，向观众立体呈现成都古代历史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同时，合理利用多样的科技展项，理性科学地模拟照明效果，反复推敲空间色彩搭配，力求精益求精，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具体的展项设置以观众的认知模式为基础，展览所选用的场景复原、环幕氛围营造、沙盘模型、二维半立体复原、微缩模型场景、大型互动地图等现代展示手段均与具体的知识点相结合，采用了“解读”“引导”“探索”三种信息传递模式向观众传递信息。

“解读”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旨在扫清观众对于成都历史的盲区。展览策划过程中的观众调查表明，大多数成都市民对成都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较为深刻认识，却忽略了近年来许多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成都历史的认识存在“盲区”。例如，在谈到先秦时期成都历史时，一般观众对三星堆文化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有所了解，但对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之前人类文明发展面貌却知之甚少。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成都平原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年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以新津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等八座史前城址为代表，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实证了成都平原作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的历史地位。其中规模最大的新津宝墩古城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9年又在原宝墩古城的外围发现了外城墙和壕沟，整个宝墩古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是目前长江流域仅次于良渚古城的第二大城址。然而，虽然宝墩文化古城址群的意义重大，但普通市民对其认识不多。考虑到普通观众的认知习惯，策展团队力图将复杂艰深的考古学成果转化为直观的博物馆陈列语言。在具体的操作中，策展团队选择了宝墩文化中规模最大、最具典型性的新津宝墩古城为展示重点，为其规划了近50平米的展陈空间，通过三个艺术品展项来进行内容解读：一是宝墩古城沙盘，用于直观地向观众讲述宝墩古城的位置、规模、城内的聚落分布等。同时，沙盘上方还配有多媒体视频投影，向观众介绍宝墩古城的发掘发现过程和重要意义；二是宝墩古城夯筑场景。该场景根据宝墩古城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科学复原了宝墩古城的夯筑过程；三是典型建筑模型。该展项对宝墩古城和郫县古城的大型房屋基址进行科学复原，并向观众说明此类大型建筑可能是原始议事厅或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场所，说明当时社会分层的存在。三大艺术品展项，既以考古发掘为依据，又避免了考古材料的晦涩和枯燥，形象生动地向观众展现了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发展面貌。而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宝墩文化出土器物以陶器、石器为主，在观赏性上并无优势，但在展品排布上策展团队特别在艺术品展项前安排了台柜，既通过场景的艺术表达弥补文物在观赏性上的劣势，也通过艺术品展项对文物功能进行了解释，增加了展览的趣味性。

 ▲ 先秦厅宝墩古城夯筑场景

普通观众对成都历史的理解难免有失偏颇，而“引导”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旨在帮助观众消除认识上的误区。例如，成都博物馆最大的镇馆之宝——2013年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的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佐证了《华阳国志》中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的记载。2018年夏天，成都遭遇暴雨，网络舆论称是考古工作者擅自移动了作为镇水神兽的石犀才造成水灾。因此展览将石犀的展示与都江堰的介绍图版相结合，并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向观众解释，天府广场出土石犀虽与李冰治水有关，但李冰作石犀的主要功能应是水则（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镇水神兽则是后世一种衍生性的理解。同时，与石犀展示相配套的语音导览和宣传片还将石犀的文保作为信息传播重点，向观众说明，石犀的出土是考古工作者配合基建所做的抢救性发掘成果，文保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其得以与观众见面。

 ▲ 先秦厅展出的石犀

与前两种信息传递模式不同，“探索”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更侧重于激发观众的自主性。策展团队在充分了解成都地区观众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点之后，配合相应的多媒体手段和导览设施，在展览中适时地引导观众主动思考。例如，关于三星堆文化与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并没有直白地告诉观众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先后继承的关系，而是通过大型多媒体投影，将三星堆和金沙出土器物进行对比，让观众去体会和思考两者的关系；再如，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和纺织史的空白。为使观众充分理解织机原理，策展团队根据织机模型复原了原大的、可操作的汉代织机，并定期进行展现，让观众亲身体验汉代的纺织工艺，更深入地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天府之国在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及作用。

 ▲ 先秦厅“金沙-三星堆”对比投影

 ▲ 两汉厅根据老官山西汉墓出土织机模型复原的汉代织机

以上三种信息传递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穿插、互为补充的。例如，唐宋厅“三月蚕市”微缩场景生动复原了宋代成都十二月事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蚕市”。该场景与成都江南馆遗址、天府大剧院遗址等宋代街道、庭院套箱配套展出，并专门设置了宋代街道的体验区域，用多样化的形式让人们了解宋代成都城市盛景；再如，对于清代成都城市格局的介绍也采用了“解读”和“探索”相结合的方式：大量的老照片和多媒体视频向观众直观地讲述了晚清成都的城市风貌，同时用超薄LED发光线条将清光绪二十年的“四川省城街道图”镶嵌于地面，观者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这座城市的过往，用脚步丈量它的历史之光，甚至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家的位置。这一展项位于展览结尾处，巧妙地连接古今，有极强的带入感。

 ▲ 唐宋厅“三月蚕市”微缩场景及宋代路面体验区

 ▲ 明清厅老成都地图展项

结语

成都博物馆常设展“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自2016年6月对观众开放以来，参观人数已达650万人次。在这期间，展览得到来自专家、学者及普通观众的众多好评，也收到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博物馆年轻的策展团队始终以谦逊的姿态接纳、吸收来自各方的有益建议，多次调整展陈，并持续不断地将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补充到展示内容中。未来的时间里，成都博物馆将始终与这座“古老”的城市同行，见证、收藏、解读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站在城市中心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将天府之国纵横五千年的辉煌画卷凝结为一张递向四海的金色名片，让成都站在历史的光辉中迎接新一轮的勃勃生机。 

本文刊登于2019年3月22日

《中国文物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