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介绍，战国时期，成都进入了开明时代。出土的方形铜簠、三角援铜戈、蚕纹铜戈、巴蜀图语铜勺、狩猎纹铜壶等精品文物， 使观众能多层次、多方位地认识开明王朝时期的成都以及成都人的生活，了解蜀与中原的关系、蜀楚关系、蜀与西南夷的关系等历史话题。

5月18日，一个好消息从湖南长沙中国“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传来——成都博物馆申报的“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从80个参评展览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这个奖项被誉为文博界的“奥斯卡奖”。

战国时期的巴蜀图语铜勺，是“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陈列的一件重点文物。这把铜勺出土于成都三洞桥，直径8.4厘米，把长7.3厘米。据《周礼·考工记·梓人》和《仪礼·士冠礼》等文献记载，勺的作用同于尊斗，为从盛酒器中挹酒之器。此铜勺，勺首内饰有鱼、鸟、龟等图案，有学者认为这些图案与传说中的鱼凫、杜宇、开明（鳖灵）等古蜀先王有关。

 巴蜀图语铜勺

四川、重庆等地出土的晚期巴蜀文化青铜器上常有虎纹、蝉纹、蚕纹、手心纹、鸟纹、蛇纹、鱼纹、龙纹、龟纹、人形纹、花蒂纹等图像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它们常见于矛、戈等铜兵器，斤、凿等铜工具，敦、缶等铜容器和铜印章上，或单个出现，或几种符号成组出现。目前发现的“巴蜀图语”达200多种，造型有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巴蜀图语”的性质至今未有定论，有学者推测为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也有学者认为是尚未识读的文字。

蚕纹铜戈

除了这件巴蜀图语铜勺，成都博物馆与巴蜀图语有关的文物还有铜带鞘双剑、蚕纹铜戈、虎纹铜戈等多件精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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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 古蜀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成都地区可以用文物描述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5000年前的宝墩文化的数座城址。从临河而建的、带城墙的新石器时代的城，到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政治中心，古代先民的足迹也烙印在了平原西部的摸底河两岸。伴随着九世开明王‘徙治成都’，作为王都的成都已然名扬巴蜀内外。”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说。

成都在战国时期进入了开明 (鳖灵)时代。巴人鳌灵来自川东,他成为蜀王, 必然会将巴文化带入蜀地。而巴、楚间的文化交往,亦是由来已久。战国时期的巴文化中已有不少楚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就由鳖灵部的入蜀而带进蜀地。蜀、巴、楚三地间的文化交往频繁。而中原文化则经过西之秦、南之楚(巴)两条通道传入蜀地 ,它们是在战国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各地间交往空前活跃的情况下,以不同方式进人成都地区的, 给成都地区原有的文化带来较大冲击和新的文化因素,逐渐融入并改变着当地文化, 使其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战国时期，蜀国与关中的秦国交往频繁，开明二世卢帝曾进入关中平原西部。李明斌认为，战国时期，成都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直接承袭、丰富和发展了本地蜀文化，以蜀文化系统占主导地位。“战国时期的成都为蜀国之地,当时是巴人鳖灵部统治川西建立的蜀国, 但鳖灵部只是巴人的一支, 在蜀国人口中是少数, 大多数还是以蜀族为主的原蜀国居民。”

第二阶段是成都在文化上的融合、 鼎盛期，文化发展至高峰,出现大量的兵器及礼、容器等,这是蜀国战事不断、对外交往频繁的物化体现,在这些交往中,蜀国上层开始使用中原的青铜礼器,接受外来文化,但下层的接受程度却是十分有限的,依然保留着较多的本地文化特色。

第三阶段，随着蜀地为秦所据 , 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该地,加速了其土著文化的衰退。西汉以降,中原文化(汉文化)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蜀文化因素退居次要。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后,蜀文化完全融入汉文化之中。

李明斌认为，战国时期文化在成都、四川古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作者：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