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自然环境优越，尤其是成都平原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尽管盆地四周群峦环绕，但从未羁绊古蜀先民对外开拓和交流的脚步。成都和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在考古出土文物上都有明确地体现。部分珍贵文物正在成都博物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展厅中展出。现以其中最为典型的几件文物为例，带大家领略一下天府之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熠熠风采！

云南昭通市永善县出土“蜀郡” 铁锸 

四川凉山州德昌县出土“成都”铁锸

首先是两件汉代的铁锸，它们分别出土于云南昭通市永善县和四川凉山州德昌县。铁锸是一种用于起土、翻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类似于今日的铁锹。它整体呈“凹”字形，上面虽有铁锈斑斑，但铭文却清晰可见。昭通这件铁锸上铸有“蜀郡”两字，而凉山这件则铸有“成都”两字。汉代的蜀郡辖有今四川盆地西部，其郡治为成都县。两件铁锸的铭文表明它们的产地就是现在的成都。

早在西汉时期，蜀郡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铁器生产中心。朝廷在今邛崃、彭山、乐山三地建立铁官，专门管理铁器的冶铸和产销。同时，《汉书》还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时，一方面派唐蒙打通从今四川宜宾，向南经过云南昭通，再至昆明的道路，因路宽仅有五尺，所以名叫五尺道；另一方面又派司马相如开凿从今四川雅安，向南经过凉山，再到达云南大理的道路，因为要通过大渡河南岸的灵关，而得名灵关道。众所周知，南方丝绸之路是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到达东南亚、南亚。途径昭通的五尺道和途径凉山的灵关道正好分别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和西线。所以，出土于昭通的“蜀郡”铁锸和凉山的“成都”铁锸，就是两千年前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成都制造。

铜斛承旋

第二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盛酒器——铜斛承旋。它通体鎏金，由上斛和下旋两部分组成，斛为酒樽，旋为承盘。斛和旋均有三个足，其形态为蹲坐状的熊，熊身都镶嵌着绿松石和水晶。旋口下方有铭文一行，全文为：“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湅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氾、丞萌、掾巡、令史郧主。”铭文中，建武廿一年即公元45年，蜀郡西工就是位于郡治成都西郊的工官，乘舆泛指皇帝用的器物。铭文还详细记录了这件产品的装饰、尺寸，以及具体的制作工匠和督造官员。这说明当时成都的铜器制造已有非常明确、精细的分工，这也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管理“物勒工名”制度的具体反映。

从铭文可知，这件铜斛承旋是两千年前蜀郡的官营手工场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定制，属于宫廷御用器皿，代表了当时铜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产品完工后即进贡至朝廷，其路线是从成都出发向东北，经过巴山、秦岭间的秦蜀古道，进入关中平原，最后再向东到达洛阳。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都城，也是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大量蜀郡所造铜器又通过洛阳运输至北方各地。比如，今河北邯郸出土过“建武廿三年（47年）蜀郡西工造”鎏金铜酒樽，河南南阳出土过“蜀郡作造羊”铜洗，安徽寿县出土过“元和二年（85年）蜀郡西工造乘輿”错金银铜铫。

“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

第三件是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锦枕，它是一个用蜀锦制作而成的枕头，上面织有“千秋万岁宜子孙”七个汉字吉语。研究者根据锦枕的织锦工艺特点，认为只有四川的多综多蹑织机才能胜任，由此判定它为蜀锦产品。除锦枕以外，在尼雅遗址还发现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等。在新疆若羌县楼兰遗址也出土有“永昌”锦、“续世”锦、“长乐明光”锦、“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这些蜀锦的年代一般都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四川是丝绸的起源地之一，早在秦汉之际就在成都夷里桥南设有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的织造。东汉魏晋时期，成都已成为中国的织锦中心，现在的锦城、锦江、锦里等称呼都因织锦而得名。蜀锦长期声名远播，不但销往大江南北，还通过丝绸之路远运至当时的西域各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中亚地区。《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送给莎车国王的赏赐品中就有不少的锦绣；汉章帝再通西域，派人送给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班超出使西域时也将锦帛赠与月氏国王。

四川通往新疆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成都北上，途经绵阳或广元，再走阴平道，抵达甘肃兰州，再向西北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而进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另一条是从成都向西北，途经四川的阿坝州和青海的黄南州，走西山河南道，抵达柴达木盆地，再向西北翻越阿尔金山脉就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在汉晋时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和若羌县楼兰遗址分别是精绝国和鄯善国的所在地。两国地处塔里木盆地东南边缘的绿洲上，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所以，这两个遗址出土的蜀锦，无疑是丝绸之路上的成都特产。

童子对棍图漆盘

第四件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朱然墓的童子对棍图漆盘。朱然是三国时期东吴的著名将领，所以漆盘的年代在三国时期。盘为木胎髹黑红漆，内底画有两个童子持棍对舞的图案。外底有铭文“蜀郡作牢”四字，表明它是当时蜀郡的产品。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挂剑图漆盘，底部也有“蜀郡造作牢”的文字。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和荆州高台等汉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素”、“成市饱”等文字戳记，说明这些漆器都是由成都所造。远在大海以东的朝鲜半岛也有成都漆器的发现，例如平壤的乐浪就曾出土过“始元二年（前85年）蜀西工”造漆耳杯、“天凤元年（14年）成都郡工官造”金铜夹纻漆盘、“永平十四年（71年）蜀郡西工”造漆案等众多精美漆器。

四川盆地深居内陆，远离大海。但正如有句唐诗所言：“岷江朝夕流，长波东接海”，长江及其支流是沟通天府之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天然水道。在成都城外“门泊东吴万里船”，先沿岷江东南而下至重庆，穿越三峡以后，途经荆州、岳阳、武汉、九江、安庆、南京、扬州等沿江重要港口，出长江口后再向东北航行，就可到达东海、黄海的对岸。湖南、湖北、安徽和朝鲜出土的漆器，正好都分布在这一路扬帆东去的沿江、沿海路上。所以，前面所谈及的这些汉晋时期漆器，就是当时成都制造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物证。

荷叶带托茶盏

第五件文物虽然不是成都制造，但却与四川茶叶有着莫大的关系。它就是出土于浙江宁波古码头遗址的荷叶带托茶盏。这件茶具是唐代越窑的青瓷产品，由盏和托两部分组成，其外形非常生动精巧。盏为敞口的五曲荷花形，弧腹上压印有五条棱线。托呈浅腹圈足的荷叶状，四边微微卷起。盏与托相结合，宛若一片随风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飘荡。这件盏托的釉色还非常饱满青翠，莹润欲滴，是越窑秘色瓷器中的绝佳珍品。正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所吟：“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四川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起源地，其中蒙顶茶是中国最古老的名茶品种之一，所以留下了“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美誉。蒙顶茶产于雅州严道县，即今四川雅安。在唐代，蒙顶茶也是向朝廷进贡数量最多的四川茶叶，并由此而销往北方各地，受到士大夫们的青睐。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做官时，收到朋友寄来的蜀茶，非常高兴，写诗道：“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在南方，蒙顶茶通过长江水道远销至江浙沿海地区，所以有“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之称。而且浙江人常常使用他们本地越窑烧造的茶盏来泡饮蒙顶茶。例如唐代湖州诗人孟郊曾道：“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再如唐代杭州诗人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吟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想：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在一千多余前的唐代，是否也曾被用来品尝四川的蒙顶茶呢？

以上几件文物都是有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真实而形象地认识到天府制造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除此以外，在成都博物馆还展出着众多来自各省市区的珍贵而精美的文物。欢迎大家前来参观！